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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作用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原道》: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上来看,教育的作用是传续文明。

从现阶段我们承担的历史使命角度来看,教育的作用是培养华夏文明的传承者、建设者、守护者与开拓者。

从集体西方的角度上来看,教育的作用是巩固西方主导的全球殖民地秩序,培养维护西方利益的殖民地精英,帮助其管理世界。教材是教育生态的核心,教育是文化生态的核心。中国当下教材暴露出骇人听闻的种种乱象,足以证明我们的文化生态恶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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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文明的种子。在漫长的文明长河中,传承文明、守护文明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头等大事。正如农业文明选育良种一样,华夏民族把圣王先贤、英雄巨匠们的精神与技艺载入史册,作为教材代代相传,正是这种优中选优的叠加与积淀,智慧、勤劳、不屈不挠、胸怀家国天下等优秀品质成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每当蛮族入主中原,不仅要抢掠华夏文明的种子,还要通过各种手段,通过杀戮、奴化、物化,用屠杀与文化转基因的方式消灭、异化华夏文明的种子,妄图把锦绣中华变成它们的牧场与殖民地,把华夏民族改造、驯化为永世不得翻身的奴隶民族。

在满清与西方列强三百年的努力之下,它们几乎就要成功了。

鲁迅先生笔下那些麻木的看客,就是被奴化改造后,失去文明意识、家国意识的奴隶僵尸。新中国建立之初,一个拥有4.75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能勉强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只有可怜的200万人,而这200万所谓知识分子,接受的又是怎样的教育呢?大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满清奴化教育体系培养的维护其腐朽统治的反动文人;一类是在西方或西方在华设立的教会学校培养的西式知识分子;一类是接受过满清或西方教育,在以辛亥革命、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为代表的反封建反殖民地,救亡图存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民族意识与文明意识不断觉醒,坚持华夏立场的知识分子。这三类知识分子区别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这些人的区别关键在于为谁服务的问题?出路的问题?跪着还是站着的问题。

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黑暗秩序,但随即而来的全盘西化,让中国陷入更加致幻的西方殖民秩序的泥淖。在霸权强大的威压之下,在财富、技术与舆论营造的“自由、民主、现代”的圣光之下,不少刚刚从满清的文明黑洞爬出来,稍稍透了一口气的中国人,就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类美好的未来,这才是摆脱苦难的先进文明。从1850年天主教会在上海设立徐汇公学算起,到1925年在北京创办辅仁大学止,短短几十年间,包括清华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在内,西方列强在华建立的大学与教会学校超过2000所。

西方列强是在为华夏民族培养人才么?怎么可能呢,它们不过是为了殖民者培养西方文明的传教士与代理人。不为世人所知的是,西方大学的源头就是神学院,原本就是为培养传教士与巩固天主教廷统治而生的。新中国对这些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工具有着清醒的认识。1951年1月,《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颁布,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这些承载着西方列强重要使命的大学,最终在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教员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新中国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终结了华夏民族三百年世代为奴的历史,终结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的殖民地秩序,华夏民族重新掌控了自己的命运。

这种历史巨变在教育上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推行大众教育、消除精英教育。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设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学和识字组。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教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从1949到1969年间, 新中国先后四次开展全民扫盲运动,大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与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解决因长期战争而影响学业的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专门成立了育英小学,但随着干部子女的集中,这所学校慢慢有着向“特殊化”、“贵族化”发展的苗头。1952年,教员专门给周总理写信,让他针对贵族学校进行整治和整改,必要时直接废除,不能让贵族学校这种容易搞特殊的学校存在,扰乱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了不让育英小学蜕变成贵族学校,周总理做了不少工作,开始接收普通工农兵的家属子女进来学习和读书,成为一所真正融于群众的平民小学。早在延安时期,教员一直坚持教育要面向大众,面向广大工农子弟。在教员影响下,当时延安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各种学习班、业余学校、工农速成学校等都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接受教育的场所。

1951 年,教员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教员口中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而他的教育理念,促成了现代教育的革命:上世纪70年代的工农兵大学。

作为分布于各行各业、基数最大、最具朝气、最纯粹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工农兵大学最能体现教育的人民属性。

或许会有人要说,教育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没有知识分子,凭什么办教育?

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与工农兵区别开来呢?知识分子同样也是劳动群众的一员,他是工人的知识分子,是农民的知识分子、是军队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知识分子。在人民教育这里,知识分子不具备精英的光环,他只是普通大众的一员。

如果知识分子不愿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这种知识分子主导的教育就成了精英教育,就背离了教育的人民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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