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因为底子薄、起步晚、任务重。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国家迅速发展壮大不只是口号，而是生死攸关、存亡续绝的必然选择。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写于1963年的这首词，正是当时新中国面临复杂国际局势，亟需强大自身的历史写照。
了解这一时代背景，我们再来审视我们的教育，就能理解，新中国需要的不仅是面向全社会的大众教育，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务实、更高效率培养人才的教育。
朝鲜战场上的惊世一战之后，真正奠定新中国大国地位的，是”两弹一星核潜艇”，这在西方眼中原本是一个在贫穷落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那时的新中国一无技术，二少人才。
奇迹是怎么诞生的呢？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创新。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没有足够的核物理专家，就一边干，一边从大学生中培养。1958年8月，邓稼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
为解决研究所人手不够的问题，邓稼先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挑选了28位没有学过核物理专业，更没有学过如何研制原子弹的大学生，邓稼先带着这些青年学生一边搞试验场地建设，一边学习理论，一边搞原子弹科学研究。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这些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点亮了中国人的第一颗核弹蘑菇。
原子弹研制成功的意义不止是国防上的、华夏民族精神财富上的，同样也是教育方面的，这是中国人理论联系实践的又一次现场教学，现场实操，是兼具创新与效率的教育革命。1968年7月，教员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后批示：“教育要革命，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把论文写在车间里、写在大地上、写在田野里、写在天空之上、写在深海之中……而今天有多少高材生的论文真正创造了价值，又有多少“知名学者”的论文，是自己写的呢？
今天，当我们深受高等教育形式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实践之痛，再回头看看新中国的劳动教育，是时候反思与回归正确的教育之道上了。即便在直播和流媒体主导人们文化生活的时代，我们仍能从李子柒的内容创作中看见其劳动者的底色，在快节奏物欲横流的浮躁生活中品味传统生活与劳作的诗意。相反，那些身价百亿坐在直播间把嘴唇涂得血红，雌雄莫辨的妖娆主播，却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反感，它们是病态的社会生态催生的妖艳毒菌。
抓紧意识形态教育，捍卫文明色彩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呢？因为这关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关乎我们革命果实在谁手里的问题，关乎文明色彩的问题。岳飞、霍去病告诉我们，自古以来，我们华夏民族都背负着家国精神，不管再强的敌人，我们都能战而胜之，犁庭扫穴，痛歼丑类；同时要警惕，内奸是更危险的敌人。
方志敏、赵一曼、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希望我们记住，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希望他们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代代相传；同时更要警惕内奸把英雄的名字从史书中抹除。
终其一生，教员都在呼吁继续革命。今天，当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终于理解了他的苦心。继续革命，不仅仅是同善于伪装、工于心计，用糖衣炮弹、自由神教、物欲与奶头乐麻痹与俘获人心的反华势力作斗争，更是与自己的私欲做斗争。
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初心，在西方反华势力的威逼利诱之下，成了西方反华势力的代言人，在堡垒内部蝇营狗苟，在它们长期的破坏之下，当代中国的文化阵地已经岌岌可危，连人教版儿童教材这种核心堡垒都失守了。无数先烈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流血牺牲，是因为在他们心中，有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如今境内外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竭力把我们的伟大文明和国家涂抹的丑陋不堪，一些受其影响，被蒙蔽、被欺骗的新生一代会以自己的文化种族为耻，失去了自己的灵魂，甚至以为虎作伥为荣，彻底沦为隐藏在人群中的反华工具。……
如果放弃了意识形态教育，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诱惑之下，在西方物欲文化糖衣炮弹的诱惑之下，用什么武器可以使我们免于腐化堕落呢？而在旧中国殖民地病态环境中产生的资本家与公知，连同它们的后代只配沦为西方资本的附庸，成为荼毒国人的病毒、奴才与狗。意识形态建设、革命文化教育过时了么？这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领域，为了更好地守护与抗争，我们的文化工作者需要与时俱进。
事实上，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洗礼，新中国建立的包括“国防七子”在内，带有红色基因的大学，才是教员留给这个时代最为珍贵的遗产。
无论是国防装备、科研设备、关乎国计民生重要装备日新月异的升级换代，还是贡献给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些带有红色基因的大学院校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贡献，完全碾压那些表面光鲜，用国际排名彰显存在感的知名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