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来中国的目的，是打着治病救人的大旗实施传教：
在郭雷枢(Thomas R.Colledge)、裨治文、伯驾等的倡导下，中国医务传道会于1838年4月在广州成立。他们三人在一封共同署名的公开信中指出了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宗旨，概括地说就是向中国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对中国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由此接近中国百姓，使他们对西方文化产生好感，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该机构的目标非常明确，力图通过医疗服务来提升美国在当地公众中的形象，不仅为传教减少阻力，也为美国在华利益的发展打下良好根基。
在中英关系恶化的鸦片危机时期，作为一个后来者，裨治文、伯驾等人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谴责和批判，主要是想抢占道德的高地，有力地将美国的形象与英国区别开来，从而为将来攫取最大利益服务。
伯驾在广州所开的博济医院实为“眼科医院”，而这个医院实际上是由浩官，即广东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伍崇曜父子，以及美国广州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慷慨捐助设立的。
房东也正是伍秉鉴。
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和建议下，“中华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东印度公司哥利支医生任会长，伯驾任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是终身董事。
同年4月，由哥利支、伯驾和裨治文三人联名签署一份该会的“宣言”，声称他们将努力于“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来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
而且，公然承认他们的目的是：
第一、将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能产生有益（于他们）的效果；（想想中医体系被瓦解，你懂的）
第二、是“将可以从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他曾一度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伯驾是美国早期主张利用鸦片战争有利时机派遣海军到中国进行示威，乘机渔利，取得侵华权益的鼓吹者之一，而且是美国传教士中最积极的突出代表。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伯驾就匆匆忙忙返回美国。
1841年1月，伯驾赴华盛顿拜访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凡·勃俊(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福西瑟，旋被转荐去会见新的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新政权的其他人物。
伯驾向他们提出建议，强烈要求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立即派遣全权公使迳驻道光的宫廷”，签订不平等条约。。随后，又再度拜访了新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和国务卿韦伯斯特。
此后，直至1842年9月，他不断策动曾任美国总统的亚达姆斯(John Quincy Adams)作为美国的专使来华。
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返抵广州，又鼓吹说南京条约签订后已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催促美国政府迅速派代表团前来中国乘机渔利。
不久，美国派遣加尼作为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1843年夏，美国派遣顾盛为专使来华。
1844年7月，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伯驾不仅作为顾盛的译员之一，而且为顾盛出谋划策。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清廷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伯驾个人也捞取到了不少好处。
1844年起，伯驾于广州美国驻华使馆中工作。
1845-1855年，伯驾任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其间三次代理公使职务，1855—1857年正式任美国驻华公使。
注意，他是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又是这个伯驾，他与英法俄各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竭力扩大对华侵略权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华时，他还主张美国出兵侵占宝岛台湾岛。
对于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物，怎么好意思把他塑造成一个“大好人”的形象来大肆吹捧呢？
……
面对英国洋商的顽抗，林则徐在尝试了各种方法仍不奏效后，果断效仿卢坤，采取直接封锁商馆，断绝粮水供应等措施。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伍秉鉴让儿子偷偷给外商送去食品和饮用水。
1839年3月28日，尚未做好战争准备的义律，知道对抗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只得将鸦片悉数交出。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共计销毁鸦片2万多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