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火鸡来自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按照外国的名称音译，火鸡名字就会是 peru 、 kalkoen 或 turkey 的译音，或者冠以进口国的名称，例如荷兰薯、洋山芋等名称。
火鸡却唯独例外，用中国明代对鹤驼的称呼。
美洲火鸡的发源地是墨西哥尤加坦半岛（ Yueatan )。西班牙人没有入占时，是 Aztec族的国家，首都 Tenochtitlan ，即今墨西哥市。当地的 Nahualt 土语叫美洲火鸡为 huaxolotl（华受洛提）。西班牙人注音的墨西哥土语是不完全准确的，像 hua 念 wa 或 gua , xo 不念 sho ，念 ho ，写成 jo ，就变成今日墨西哥人称火鸡为 guajolote ，念成瓜后洛提（ Marden 1896,85-185)( s )。其它中南美洲国家火鸡有别的名字，古巴叫火鸡作 guanajo ，委内瑞拉叫 pavo ，中美洲有些地方用 chompipe ，哥伦比亚叫 pisco 等。
20世纪初，一位终生专门研究美国野火鸡的鸟类学家 Charles L . Jordan 亲自访问美国东部，东南部的原住民 Choctaws 、 Chickasaws 、 Creeks 、 Seminoles 、 Cherokees ，中南部的 Alabams 、 Conchattas 和西部的 Zunis ，他们叫火鸡为“ furkee ”或“ firkee ”，不随火鸡原产地的命名（ Mellhenny , Jordan and Shufeldt 1914,22)。
这是没有过滤的第一手数据，最为可靠。
现在许多关于美洲火鸡的书和文章，都知道美洲原住民对火鸡的称呼是 furkee 。
Turkey 基于英文读抄错误。
火鸡，普通话念 huoji ，与 furkee 不太近。但中国南方方言，火鸡念 for – gai （粤、客音）、 fuikey （赣、闽方言），与美洲原住民的发音 furkey 、 furkee 几乎一样。
中国明代出海的很多是粤闽赣人士，因此今天东南亚华裔多操闽、粤、客等方言。上文说过，明史多次从东南亚进贡的火鸡（鹤驼），是食火鸡的简称。
美洲火鸡与食火鸡样子很像，美洲原住民的 firkee 、 furkee 其实是明代中国方言“火鸡”）的发音。
原住民对火鸡也有别的名称， Cherokee 叫 gvna （念 geng – na ), Navajo 叫 Than – zie , Al – gonquin 叫 Pah ! quun , Catawba 叫 watkat – ro , Wyandot 叫 daigh – ton – tah , Sioux 叫 waglek – su 。
可是 Charles Jordan 遇到的原住民都称火鸡为 furkee ，原因可能是原住民认为欧洲人与中国人都是来自外方，就用 furkee 称火鸡，而不用自己的语言了。
以上证明，美洲原住民称“火鸡”，得自明代中国人，说明两者已有交通。
据此，李兆良教授判断，美洲特产的火鸡与亚洲、澳洲的食火鸡（厄薑）相像，原住民与汉语南方方言对火鸡的发音一致。
火鸡的名字，应该是中国人给的。中国郑和时代已有火鸡的命名，非翻译自欧洲文字。
庆幸的是，中国至今保持火鸡这名字，而不是翻译 turkey 为土耳其鸡、印度鸡等西方用的名字，把一线文化的关联保留下来。
《坤舆万国全图》的厄基是中国以鸟声命名，包括三种鸟：鹤驼（ Cassowary )、澳洲鸵鸟（ Dromaius ）和美洲鸵鸟（ Rhea )。厄薑这名字比任何西方对同类在澳洲、美洲的走禽都早。西方最早的记录误写为 emia 、 emei 、 eme ，都不是原来的鸟声，应是传抄错误，后来才更正。
《坤舆万国全图》把厄薑也用于美洲鸵鸟，表示中国已经知道南美洲。西方没有 rhea 这名字以前，也随中国的命名，称美洲鸵鸟为厄基 emue
按照这三种鸟的命名优先，加上上述鹦鹉的证据，中国知道东南亚、南美和澳洲比欧洲要早。
鹦鹉不善飞翔，生活环境局限。加上鹤驼、美洲鸵鸟、鸸鹊、火鸡这几种不能飞的鸟类，他们的分布非常局限，不可能自己迁徙。
《坤舆万国全图》的“鹦哥地”、“厄薑”和美洲原住民的“火鸡”，透露了明代中国与美洲和澳洲已经有接触。
李兆良教授经过研究认为，西方地图中拉丁文“Australis”一词，原意是译自中国命名的“南方之地” 。
当然，由于绘图错误，误将此处与南极大陆相连，并画在非洲好望角对面，针对“鹦哥地”还有另一种说法。
《职方外纪》描绘了另一处“鹦哥地”，墨瓦腊尼加卷五称“已尽亚墨利加之界，忽复海峡，亘千余里，海南大地又复恍一乾坤。墨瓦兰（麦哲伦）率众巡行，间关前进，祗见平原漭荡，杳无涯际，入夜则磷火星流，弥漫山谷而已，因命为火地，而他方或以鹦鹉名州者，以其所产有鹦鹉，亦此大地之一隅也”，《坤舆图说》也有类似记载。
《坤舆全图》南亚墨利加南端火地下方海峡注“此地多有鹦哥之鸟，故因名地”，并在墨瓦腊尼加标注鹦哥地。
至此，《职方外纪》《坤舆全图》中的鹦哥地应系火地岛附近岛屿或南极大陆得以明确，由此自然联想到鹦哥（鹦鹉）或许就是企鹅（或某海鸟），鹦哥地也应是南非好望角南部岛屿或南极大陆。
何新也认为鹦哥地即南极，鹦哥即企鹅。
不过，即便搁置有关鹦哥地的争议，华夏与澳洲之间自古以来便有联系也是铁一般的事实。
上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菲茨杰拉尔德（C.R.Fitzgerald）经过研究就发表了文章《是中国人发现澳洲吗？》。
近年来，美国学者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对此继续考证，并出版了有关郑和舰队的著作《当中国称霸海上》。
1879年，澳洲达尔文港附近，在一棵两百年的榕树下，发现中国道教三星之一寿星的雕像，具有明代风格，推测极有可能是郑和船队带过去的。
根据《星槎胜览》记载，郑和船队的船只曾经到过达尔文港北方的吉里地闷岛，即今日的帝汶岛，与达尔文隔海相望。
在《郑和航海图》中有一个叫做“哈甫泥”的地方，可能是南太平洋的科尔圭兰岛。
种种迹象表明，郑和船队已经到达了南半球。
郑一钧《郑和全传》也持类似观点，书中称《郑和航海图》所标示的航路，由爪哇、吉利闷延伸至一片“未明陆地”，可能就是澳洲。
此图绘于第六次下西洋之后，极有可能在第六次航行中，有一支小分队在爪哇岛东南海域进行探索时，曾到达澳洲。
此外，郑一钧还援引明代人慎懋赏的《海国广记》来证实这种可能性。
《海国广记》提到郑和下西洋时曾经到达一个名叫“伽里耶国”的地方，此地绵羊重达二百斤，“颇似盛产绵羊的澳大利亚”。
另有中国学者经过研究，推测抵达澳洲的小分队，应该是由郑和麾下专门绘制航海图的杨敏率领。
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四日，杨敏在安得蛮洋遭遇飓风，沿苏门答腊岛西海域漂流南下，到了澳大利亚西海岸。
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在清初抄本残卷中，发现了有关“三宝信官杨敏漂流”的记载。近来，又发现《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收于《道藏》）中明确记载“大明国奉圣内官杨敏······于永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行至安得蛮洋，遇值风飓大作”。
故此，有学者将杨敏称为“澳洲大陆发现者”。
当然，如前所述，其实在此之前，元代的汪大渊已经发现澳洲了。
中国人发现澳洲的历史只会比汪大渊、杨敏更早，而绝对不会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