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苏颂（1020年12月10日－1101年6月18日，字子容）主持建造了世界时钟的鼻祖——水运仪象台。
根据史料记载，苏颂还有一个小浑天仪。此外，《宋史》中记载朱熹家也有一个浑仪。
这两台浑天仪可不是玩具，都是可以用来进行天文观测的。与之对比，前文提到的那个哥白尼室的小型浑天仪居然不能用于进行实际观测，只限于教学演示。
令人疑惑的是，元末明初，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下诏征调元朝天文学家，只有14人应征至南京（如下所示），其中包括回回司天太监黑的儿、阿都刺、司天监丞迭里月失三人。
其他人全都不见了。
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上都司天台的天文仪器和部分典册资料，那里有不少回回（不一定是穆斯林，像爱薛这样的基督徒也被称为回回），色目人，这些人都不见了。
与此同时，诡异的是，西方却在这一时刻，平地冒出了所谓的大量天文学人才、著作、仪器。而且，这些著作和天文仪器中能明显看到元代天文学的影子。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这个鲜为人知的一个人物——爱薛。
而在查阅爱薛资料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元朝时外族、外教对华夏道统的文化污染和文化剽窃问题，真是颇能混淆视听，令人揪心。
还是从元朝的两个司天台说起吧。
查阅《元史》，可以发现元朝曾设立两个天文台，即位于上都司天台、大都司天台。
上都司天台
上都司天台位于今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五一牧场所在地，又称回回司天台、北司天台，成立于1271年，汇集了许多精密的天文仪器，用于观测星辰变化、预言天象吉凶。其编制满员时为37人，职责是“领回回人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司天台地点在上都承应阙宫，部分考古学家认为，承应阙宫应在上都宫城北墙中段。
元世祖即位前，曾下领土完整征求回回通星象学者，扎马刺丁等以其艺进，但未设官署。至元八年（1271），始置司天台。仁宗皇庆九年（1312），改为回回司天监，有提点、监、少监、监丞等官。
据《元史·百官志》记载:
“回回司天监，秩正四品，掌观象衍历。提点一员，司天监三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品秩同上(同司天监)。知事一员，令史二员，通事兼知印一人，奏差一人，属官教授一员，天文科管勾一员，算历科管勾一员，三式科管勾一员，测验科管勾一员，漏刻科管勾一员，阴阳人一十八人。”
至今遗址尚存，台址在都城正北，与城墙相连，台东西长132米，南北宽52米，高约12米。台址由东中西三部分组成，呈凹字形，名为承应阙，又称为紫极三台。三台即三能，为紫宫星名，大约取《史记·天官书》”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之义。
据记载，回回司天监曾收藏有大批天文书籍。
据至元十年(1273)统计，有”经书二百四十二部”，属”本台见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元亡明兴以后，这批天文书仍有数百册被送交京师。也就是说，必有一定数量的短少。
上都司天台的历史大致如下。
从中可以看出，元十六年，更大规模的大都司天台建立后，上都司天台地位便下降了。
大都司天台服务于全国，甚至历法为诸多邻国所采用，而上都司天台的作用仅仅只是用于去除天象灾害的祭祀，每年一次，又或一年两次。后来，竟至荒废。
所以，鼓吹什么阿拉伯天文学家的贡献、夸大外来户天文学家的作用，把什么《几何原本》的“引进”归结到他们的头上，还说阿拉伯早就发现地球是圆形的、中国科学家顽固不化不接受这个观点等等，都是别有用心的文化剽窃与污染。
徐光启都没发明几何这个词，还没编出《几何原本》，怎么可能在元代就有来自西域的天文学家引入中原？？？
大都司天台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采纳已故学者刘秉忠的建议，积极进行改历，为此把原来的太史局扩大为太史院，调著名数学家王拘(公元1235–1281年)为太史令，天文学家郭守敬(公元1238—1316年)为同知太史院事。
为了提高天文观测精度，郭守敬设计了一大批天文仪器，计有高表、简仪、仰仪、玲珑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星睿、定时仪、浑天象以及适用于野外作业的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共十七件，其中大部分都是新创造的，有些是对古代仪器的重大改进。
根据《元史》卷凌8记载，郭守敬为了提高表景长度的准确性把原来八尺高的表改为四丈高，同时又配了景符、窥几等仪器；把传统的浑仪简化改装成赤道装置—简仅，玲珑仪是一种表演仪器，相当于现代的假天仪;正方案能测定方向、北极出地高度等，有多种用途。
《元史.天文一》有云：
“宋自靖康之乱，仪象之器尽归于金。元兴，定鼎于燕，其初袭用金旧，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于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创简仪、仰仪及诸仪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
注意，重点来了，郭守敬和元顺帝都设计过很复杂的机械计时器。
天文观测仪器研制结束后，忽必烈采纳了郭守敬等人的意见，在太史院兴建大都司天台。
至元十六年春，规模宏伟的大都天文台开始兴建。
大都司天台不仅建筑宏伟，设备完善，而且网罗人才众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高约七丈(又一说十丈)，包括顶层共三层，下层为太史院的办公处和研究室，中层是收藏图书资料和室内仪器的处所;顶层是露天的观侧台，郭守敬设计的简仪，仰仪等置于此处。台下右侧立高表，左侧筑小台，上置玲珑仪。一太史院中“星历诸生七十人”，分别在推算、测验和漏刻三局从事研究工作。
同年，郭守敬又上书忽必烈，请求在全国建立天文观测站，进行长期观测，名曰“四海测验”。
上奏时间从早晨到傍晚，忽必烈细心倾听，兴致勃勃，十分赞赏。于是立即派十四名监候官，分几路出发，在“东至高丽（今朝鲜），西极滇池（今云南），南逾朱崖（今西沙附近），北尽铁勒（今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的广大区域内，设立了二十七个测量所（即天文观测站），分别测量当地冬至和夏至日影长度、昼夜时刻数及北极出地高度。
郭守敬对这次观测进行了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科学选择观测站的位置。他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跋涉千里，领导了大都——河南——南海方面的实施观测工作。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得到了大量、精密的天体运行相关数据，为编制新历法创造了条件。
两大司天台一对比，高下立判。
实际上，所谓的回回天文学仅仅只是拿来主义，即把较为精确的天文结论随手拿来应用，他们完全缺乏天文结论的推导过程。
那些被后世吹捧得神乎其神的回回天文学家在当时经常遭到大都司天台汉人同僚的嘲笑。
根据程碧波教授的考证，宋朝的天文资料被元廷送入上都司天台后，那里的回回天文学家不懂汉语，加上水平有限，根本就看不懂宋朝天文资料的推导过程，所以只能盲目使用源自宋朝的天文结论。
比如，秘书监的札马剌丁“为西域人，尚不通华言，再置通事一人为可”。
而且，所谓23种“回回书籍”是后来的伪史，因为《秘书监志》底本中根本就没有“回回书籍”的标注。“回回书籍”是现代白话文的表达，怎么可能在《秘书监志》中出现？
但是所谓23种“回回书籍”的书目，可以钦定四库全书版为准，因为这个版本一是现世最早，二是来源清楚为李之藻所藏书，三是各版本虽文字有差异，但发音大致相同，四是清廷虽然对《四库全书》的原本篡改不少，但对于不是直接攻击清廷、高度展示汉唐宋明文明等的内容，并无篡改必要。在其它名字称谓方面的内容，《四库全书》具有可靠的权威性。
再来看元朝举办的国家级天文考试。
根据《秘书监志》记载，国家考试内容包括：
宣明历、符天历、吕才婚书、王朴地理新书、周易筮法、五星、晋天文、隋天文、宋天文、景祐周天星格图直图、太一王希明金镜二经、景祐福应集、遁甲天一万一诀又名三元式经、景祐符应经、神定经、六壬连珠集、補闕新书、大明历经书旧例试宣明符天等历日今见行大明历法合试大明历书、浑仪总要星格、宋天文内漏经旧例试宣明符天漏经目今见行宋天文漏经合试此書、景祐圆直图、大观圆直图、太一、金镜经、六壬连珠集。
其指定用书无一不是汉语，何来什么西域天文书籍？一本西域的都没有。
此事充分说明元朝所有天文学皆是来自前朝积累，与所谓的西域、西方无关。
这个说法也是彻彻底底的谎言：扎马鲁丁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所知的西域天文学、数学、星占学方面的图籍、器物引入中国。例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以及相当数量的阿拉伯地图，都在扎马鲁丁的主导推动下，开始应用于元朝的天文星象观测。
那么，元史中说，扎马鲁丁制造了七种精密的天文仪器是真是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