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水门事件过后，伟烈亚力多多少少年薪涨了50英镑，他开始尽心尽力工作。例如，1854年墨海书馆赶印英国耶经公会出资的115，000部新约，足有十五天之久，每天从清晨五点忙至半夜两三点钟，工匠与拉动印刷机的牛轮流换班休息，只有身为主任的伟烈亚力无人可以替换，竟然不间断地工作，撑过了这段忙碌期。
老牛抱怨说，你们给他涨薪了，给我加餐了没？老牛我拉得不辛苦吗？
1847年，墨海书馆已有小活字十万个，包含一万五千个不同的字，印书已可应付自如。
1850年，停止自刻活字，改向香港英华书院订购。印刷机为传统欧式，靠手工操作，第一年印71万余页，第二年印222万余页，第三年增加到263万余页。
为满足激增的印刷需要，书馆向伦敦会申请购买了一部新式滚筒印刷机，新机器于1847年8月到沪。
滚筒印刷机在欧洲原以蒸汽或人力运转，书馆改以公牛绕圈拉动转盘，连接轴承带动印刷机。其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拉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其最初半年的印刷量，便达到338万余页，超过以前全年产量。
为什么从1854年开始，要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印刷耶经呢？
因为，经过墨海书馆的编撰，耶经的主体版本终于问世啦！
有人肯定会说，咦？耶经不是几千年前就有的吗？怎么会现在才问世呢？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瞧瞧康熙朝的满文秘档，刑部审讯传教士的记录，那个时候传教士们用于传教的只有一本《天学传概》，可没有耶经呢。
根据《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目录7“审理传布天主教事件”中提及刑部审讯传教士的笔录内容，如下：
康熙时期，传教士传教手中仅有一本《天学传概》，并无耶经。
1846年底到1848年，一批传教士前来参与墨海书馆工作，其中包括美魏茶、施敦力约翰、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
美魏茶是麦都思在南洋时的老同事米怜的儿子，来沪以后，除了撰写宗教宣传品由墨海书馆出版，主要精力用于协助麦都思翻译《耶经》。
施敦力约翰在华活动地先前主要是厦门，1847年5月来沪以后，主要精力放在《耶经》翻译方面，1851年《旧约全书》翻译结束以后，他主要协助麦氏工作。1853年仍回厦门。
伟烈亚力主要是来协助麦都思出版《耶经》的。
那么，这个耶经版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是上述几个传教士一起合作，产生的结果呢？
非也非也。
原来，所谓的耶经是在墨海书馆编校王韬的大力协助与修饰下完成的。
王韬在汉译《耶经》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委办译本”的修饰工作，使得该译本语言流畅、文笔优美、极具可读性。由于语言通顺，该译本被英国耶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版本，备受好评。
韩南(Patrick Hanan)的《作为中国文学之〈耶经〉：麦都思、王韬与“〈耶经〉委办本”》(《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详述了“委办本”《耶经》的译经过程、麦都思的作用、麦都思和王韬的合作关系。
游斌在其《王韬、中文耶经翻译及其解释学策略》(《耶经文学研究》2007年第1辑)一文中则重点讨论了“委办译本”的中方合作译者王韬在翻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所采用的策略。
与“委办本”《耶经》相比，麦都思的早期新约译本《新遗诏书》似乎显得并不重要，一般被视为马礼逊《神天耶书》新约部分的修订本，是一种过渡性的译本。但实际上，经过仔细的版本对比，会发现这一译本截然不同于之前的《神天耶书》。
《新遗诏书》1837年甫一发行，就替代了1823年出版的马礼逊《神天耶书》，并在此后的十年至十二年，成为在华及南洋的新教教会的主要耶经译本，被广泛采用。
这个版本一出现，传教士马礼逊此前出版的耶经版本就作古，被扔进垃圾堆了。
注意，这个版本不是对马礼逊耶经版本的改进，而是完全重译。
说白了，就是另起炉灶，重新弄一本出来。
3、王韬
王韬（1828年—1897年），原名王利宾，字兰瀛，清道光八年（1828年）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后改名为王瀚，字懒今。
1845年考取了秀才，次年去南京应试落第。1847年其父王昌桂前往上海，受到麦都思的接待，并参观了印刷厂房，后在墨海书馆为西方传教士讲授经文。
来看看网上对他的美誉：
1849年，王韬应麦都思的邀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为麦都思担任助手，工作踏实认真，协助麦都思重新翻译《耶经》。王韬协助麦都思翻译完成了《新约全书》的剩余部分以及整部《旧约全书》。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王韬私底下为太平天国出谋划策，帮助他们躲过了一次次劫难（区区一介文人，从何处得知情报，能让对方一次次化险为夷？）。
1862年，一张写给太平军的纸条落到了清军的手上，虽然当时的化名是黄畹，但当时李鸿章很快就发现黄畹是他的化名，并以“通贼”罪下令通缉捉拿他。
为躲避追捕，遂更名王韬，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
在墨海书馆传教士的帮助下，他幸运地从上海逃离到香港。
在香港,王韬开始帮助另一传教士理雅各翻译整理中国的经典书籍,并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循环日报》，由此逐渐成为一位政论家和中国报业的先驱。
王韬为什么会联系太平军呢？他是出于什么目的联系太平军呢？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落第秀才，太平军的将军又为何看中他呢？
原来，1850年伊始，麦都思就物色了不少中国文人来协助洋人、传教士译书、编书，时称“秉笔华士”，其中就有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干。后来，他向洪秀全提出“开放新闻馆，任命新闻官”的主张，即萌芽于此。
1853年麦都思在上海参与研究、翻译太平天国文献，他对小刀会和太平天国持较客观的态度，并提出应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伺机而动。
1853年，郭实腊的1840年版《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所修订、刊印，书名易为《新遗诏圣书》。
瞧见了吗？太平天国在做什么？
传教士们对太平天国态度暧昧，可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1879年，王韬辗转来到日本，明明是逃难避祸，却非要被某些文人吹捧为“身在海外，仍时时不忘祖国，试图通过变革帮助中国复兴”，于是，“对日本开始进行考察”，深入日本社会底层，在花柳之地体验了几百名名妓。
为此，他将自己在日本的经历写成了一本日记命名为《扶桑游记》，虽然尺度较大但“内容真挚”，“实情流露”，受到后人追捧。
王韬在解释此举时，为自己辩解道，想要学习日本就要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于是希望将民间作为突破口，了解日本社会的组成结构。通过了解探访，他发现日本的进步离不开人们的努力和官员的尽责。
唉，真是为国争光、流芳百世的大英雄啊。
1843年12月28日，墨海书馆由英传教士麦都思（Watter Henry Medhurst）在上海创立时，其馆址初设于上海县城东门外麦都思寓所，系租赁民房，二层楼，楼上居住，楼下印书。
1846年1月，麦都思在英租界山东路圈租得地13.31亩，起房另造新馆，此地后被称为“麦家圈”。
墨海书馆于1846年8月迁入新址。书馆印刷设备由麦都思从新加坡经香港、舟山运到上海。因在舟山遇大水浸泡，机器、活字凌乱不堪，经麦都思与其荷兰籍助手费罗柏（Willi Veloberg）、华裔助手邱添生足足整理了三个月，方才安排妥当。
墨海书馆外围是一圈篱笆，上海人路过这里便指着说：“这就是麦家圈！”
手持棍棒，紧趋快跑，不然麦家圈内的十几条大洋狗就会蹿出来咬人，必得乱棍驱赶，方可突出重围。
据说，上海青年曾诱捕洋狗至洋泾浜桥下，将其一举全歼，从此该桥得名“打狗桥”。
不过，秉笔华士却不在洋狗防范之列，他们可以自由自在，随意出入麦家圈。狗主麦都思更是远接高迎，礼贤有加。
这些人中便有时称“海上三奇士”的王韬、李善兰和蒋剑人。
蒋剑人：原名金和,更名尔锷,敦复,后以剑人为其常用之名.1808年,他生于宝山县邑城镇海楼西一士大夫家庭.十六岁后,”恒客居于外”,长期在上海当”寓公”,与王韬,李善兰合称”海上三奇士”,同入墨海书馆编校”西书”。
李善兰：中国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植物学家。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浙江海宁人。清嘉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11年1月22日)生；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九日(1882年12月9日)卒于北京。自幼喜好数学，后以诸生应试杭州，得元代著名数学家李冶撰《测圆海镜》，据以钻研，造诣日深。道光间，陆续撰成《四元解》、《麟德术解》、《弧矢启秘》、《万圆阐幽》及《对数探源》等，声名大起。咸丰初，旅居上海，1852～1859年在上海墨海书馆与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9卷，完成明末徐光启、利玛窦未竟之业。
其后，明里暗里为墨海书馆效力的人还有很多，许多近代名人在列：
华薪芳、徐建寅、华蘅芳、徐寿、王昌桂、管嗣复（管茂才）、张福僖等等。他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听从传教士号令，以合译的名义编撰各种书籍，西人只要讲出一个大意，剩下的事情全由他们笔录、润色，整理完成。
上述这些人中，也就李善兰心中还有些许家国情怀，所以在自己托名给牛顿（奈端）的书里给后人留下了一系列暗语，比如“螟巢（明朝）”。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莱布尼茨）的真正发音和含义：
“竟芳，为（谓）李心兰，李心（善）兰氏”
其他的人么，面对当时上海人的叱骂，骂其为洋奴、走狗，他们多为自己找寻诸多借口，为自己辩白。
在那个时代，被斥为洋奴，为千夫所指，压力也是很大的。
王韬初入墨海书馆，也骂自己是儒教叛徒，自甘堕落，若不是为了混碗饭吃，老子才不来，他曾说：“知我者，当为我痛哭流涕”。
王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李鸿章的名言（李鸿章还派人缉拿他）：“师夷长技以制夷”；
蒋剑人说得更明白：“我来这里，就是想知道，人家的国家为什么这么强大。”
至于李善兰，一个原因就够了：他从14岁起便汲汲渴求的《几何原本》全本，在中国，就墨海书馆里有。
……
墨海书馆的饭香不香？很香。
所以，这些人顶着压力、背负骂名也要吃。
吃得可带劲儿了。
麦都思为王韬开出的薪酬高达200两白银，比当时的县令拿的还多。不仅如此，所携家眷全都可以住进馆内。
洋人对其尊称“秉笔华士”，一切备受优容。
蒋剑人的儿子后来有一次回忆说：“洋人捧着金币，聘请我爹撰修《（大）英国志》一书……我爹让洋人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唯恭唯谨，我爹把唾沫啐到他们脸上，没人敢擦。”这显然有夸张的成分。
不过，却无意间透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原来，堂堂英国的国志也是靠中国人来编撰的。
当然，对外宣传时，传教士是不会承认的，他们只会说，是我口述，乃由中国执笔翻译的。
1856年，墨海书馆出版米纳尔著《大英国志》，慕维廉译，蒋敦复（即蒋剑人）润色。
传教士来华，为了传教，多学汉语，但急用先学，一时半会儿根本难以精通。
虽然麦都思和他周围的传教士都懂一些中文，但是翻译出来的文字却不免佶屈聱牙，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引起民众反感。
上述中国人在洋人那里混饭吃，也学外语，尤其是英语，但同样是临时抱佛脚，难登大雅之堂。
彼时的上海，满大街流行的是“洋泾浜英语”，英语加上海话，双方听懂就行；书写时，华人的英文中夹杂着中文部首，洋人的汉文里到处是ABCD，连衙门里的文书都这么写。
看到这里，想想麦都思、伟烈亚力等等传教士，你们不都是语言天才吗？不是出了成百上千本文辞优美的汉语著作吗？
怎么，在现实面前却搞不定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