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可想而知。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验就是瞎猫碰死耗子，浪费时间与钱财而已，也很难做出什么富有成效的成果来。
那么，偏偏这个阶段，这些科学院却如同知识大爆炸一般，涌现出了一大批名人名作，这又如何解释？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剽窃。
不过，再高超的剽窃也总归会留下蛛丝马迹，然后露出破绽。
来看天文学上的破绽，一个破绽露出，又一不小心带倒了一大批知名人物。
多佩玛《星图》如下：封面向前辈们致敬，托勒密、哥白尼、开普勒和第谷四人形象出现在画面下方，他们头顶是太阳系示意图，其中包括诸大行星以及已知的行星卫星。
但是，西人完全没有料到会弄巧成拙，暴露这一串人全部是伪史赝品。
请看清华道人、天涯网友转发的一则消息：
《崇祯历书》中写的明明白白，哥白尼是17世纪人，但是现在西方却把哥白尼的生卒年篡改成了：
尼古拉·哥白尼（波兰语:Nikolaj Kopernik,1473年2月19日—1543年5月24日,享年70岁），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教会法博士、神父。
什么第谷、开普勒都是哥白尼之后的人，如果哥白尼“被”提前了100多年出生，那么，继承他天文学知识的第谷、开普勒等人能真的了吗？
与哥白尼交往的一系列“西方科学家”能真的了吗？
出生日期可以随意提前一百多年，说明哥白尼就是个杜撰的人物。
既然如此，那与哥白尼同处一个时代的人物，比如约翰·多佩玛（Johann Doppelmayr，1677年～1750年）、地理学家、制图家约翰·巴提斯特·霍曼（Johann Baptist Homann，1663年~1724年）都遭殃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的生平履历都与哥白尼扯上了关系。
例如：多佩玛写过很多天文学和绘图学的文章。后来他结识了一个重要的朋友，地理学家、制图家约翰·巴提斯特·霍曼（Johann Baptist Homann，1663年~1724年）。此人拥有以自己命名的地图公司。两人合作创作了一批质量上乘的天文学和宇宙学图画，1742年他们将30张涉及不同太阳系模型、行星、月球等主题的图结集出版，书名为《星图》（或《天图》）。
而这本星图的封面就是上文提及特意向托勒密（崇祯历书中的多禄某）、哥白尼、开普勒和第谷四人致敬的那幅图。
既然哥白尼是同一时代的杜撰人物（故事版本都尚未准备好），当时的多佩玛和霍曼怎么可能听说过呢？就算当时哥白尼的故事全部撰写完成，传播也需要时间呢（故事是华夏传教士杜撰的）。
没有一百多年的传播，何谈形象深入人心？多佩玛与霍曼在不知道有哥白尼此人的情况下，又如何在书本封面画出哥白尼的形象？
这么做的目的，不就是千方百计为了掩饰知识来源于华夏的事实嘛！
最后，同样是剽窃华夏典籍，我们来对比一下英法两国的不同做法：
1、法国：沿袭耶稣会原来的做法，派遣一批又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收集各种典籍、销毁本土典籍，然后把这些孤本寄回欧洲。同时，与康熙祖孙三代交好，通过官方渠道又获得一批又一批典籍馈赠。
欧洲在接收到大量典籍后，招募大量人手来一起研究（解决语言关、创建法语时，找到了中法混血黄嘉略来指导，根据传入欧洲的康熙字典创造法语），并将成果改头换面，以自己的方式命名，窃取发明权、创造权；
2、英国：后来居上，以（源自佛教禅宗，不识字的就搞新教）新教开疆拓土。索性在中国建立各种报刊杂志印刷机构，招募中国本土人才，比如成立墨海书馆、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中心，就地合译，然后直接托名给欧洲人氏，占据成果。传教士退休回国后，直接将藏书全部带走，或捐赠、或转卖给牛津、剑桥的图书馆。
3、米利坚：效法英国，并且在玛高温之后，首开传教士任驻华大使（伯驾）之先河。而后，此举被英国学去，英国驻华大使也陆续任命了多位传教士大使。这些传教士在华多年，深深了解中国，当反手一刀时，那种屈辱与痛苦百年难愈。
直到今天，其影响仍未消弭，在民众心理与尊严上造成的创伤仍旧不时显现，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