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人类文明史最初的经典著作，是全人类哲学、科学、数学、神学、法学和逻辑以及表意文字，这一切原创性的文明媒介的总源头。
因此，现代人类文明起源于《易经》。
近代华夏没落以前，这在西方是一个基本共识。
花旗国布朗大学教授哈罗德·库克（Harold J. Cook）说：
“中国先贤尽其所能地引导人民创造世界，这是唯一的神性启示；从它那里可以发现真正的‘创世纪哲学’，以及至高无上的自然神‘化生万物’的本性。”
剑桥大学的哲学家马伦本（John Marenbon）表示：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耶稣会士）认为，……作为最古老的书，《易经》以编码的形式包含了‘启示录’的全部知识。……中国古代有一种‘自然神学’，通过它可以了解上帝和灵魂之不朽。”
莱布尼茨曾说：
“几乎整个（人类社会）的真正神学都隐藏在中国典籍之中。”
此外，莱布尼茨非常赞同耶稣会士白晋的另一见解，即“所有的智慧都追溯到《易经》模式之中”。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尼尔森（Eric S. Nelson）写道：
“莱布尼茨将《易经》解释为真正哲学、数学、神学和逻辑的来源。……在他看来，《易经》是一种“活的逻辑”，一种与自然及其变化相关的实用与概率逻辑。……耶稣会士将“原初神学”确定为《易经》，它以预言方式表达隐含的启示真理。……白晋还认为，《易经》是所有艺术与科学的钥匙。”
花旗国贝勒大学教授蒙格罗（David Mungello）写道：
“在白晋看来，中国古代遗产不仅属于她自己，也是全世界的，它尤其反映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哲学中。……《易经》象数是个开放系统，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不限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还包括古老而永恒的神性真知。
……伏羲的“原智慧”存在于后世哲人的名下，包括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主义者。
……伏羲在不同民族的古代文献中，被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古埃及和古希腊之“赫尔墨斯”、希腊化亚历山大之“透特”、希伯来之“以诺”……。
作为最早的普世立法者，伏羲给予古代世界法律、习俗、宗教、科学、文字和书籍。
白晋还说，这种古老的神性智慧（指《易经》）不仅被其追随者孔子和老子所继承，还在古埃及祭司、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义那里被保存下来。”
然而，当近代华夏渐渐衰微，西方靠着殖民掠夺崛起，随着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其心态便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后，西人前前后后用了大约三百年时间，通过翻译、抄袭、剽窃、模仿、篡改，建立了所谓的西方文明。
实际上，所谓的西方文明都是在1650-1750年间，通过抄袭华夏典籍的内容，借助以伏羲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初步展开的：
- 伏羲时间：编年基准。它迫使《耶经》改版、却又颠覆之，从而引发欧洲启蒙运动，开辟“以人为本”的文明与“历史”。
- 伏羲卦象：哲理标识。用简明符号表达抽象思想，并使象形文字升华为表意文字，构成文明的通用概念。莱布尼茨引进之。
- 伏羲创世：文明原型。《易经》成了西方“开山之作”，由它演绎出神学与文明之双重“创世纪”、以及各种“古老”智慧。
西方文明的构建体系，大致分为两大阶段：
一、拉丁语时期：1601 – 1840年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居住在广州香山澳，结交明朝士大夫和官吏，传播天主教。后买通宦官马堂，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京觐见明神宗。
明末以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至康熙与法王路易十四结盟，乾隆容留解散的耶稣会士。
这一时期，耶稣会代表人物为利玛窦、龙华民、卫匡国、白晋、傅圣泽、汤若望、南怀仁等等。这些来华传教士伙同东林党人、发展的教徒，与欧洲紧密联系，锚定中国南方汉语发音，创造出了所谓的拉丁语（但其语言发展并未最终定型，存在巨大的缺陷，最后拉丁语被德语彻底取代，成为死亡语言）。
二、英语成为成熟的书面体系语言时期 1840 – 至今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满清一朝签订了1175个对外不平等条约，出让各种主权。在此期间，以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美华书馆、广学会等等为标志，大量典籍继续被盗窃、偷运至西方。
18世纪之前，西方所谓的经典、名著，包括“莎士比亚”在内，全部都是利用华夏典籍、华夏文献、参照中国故事伪造或编造出来的。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托尼·弗莱（Tony Fry）特别指出：
“启蒙运动期间，耶稣会士从中国盗取了大量知识，……用于重塑西方思想史。”
蒙格罗则批评说，近代欧洲“同化”由传教士输入的中国知识，等同于“无耻的剽窃”。
剽窃是有痕迹可循的。比如，全世界的计时系统都源于华夏的天文观测。华夏古代有漏刻（如燕肃莲花漏），“一刻”即“一刻钟”，就是15分钟，一天十二个时辰，共分九十六刻。而英语造词时的“时钟”（clock），诸多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来自于汉语“刻漏”一词的音译。
由于在抄袭过程中，存在许多文化上的不理解，所以西人对华夏典籍中的不少内容存在误解，理解不了就只能乱猜、瞎猜，目前在西史辩伪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案例（相关案例在此前的文章已经有具体分析，此处不再赘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当西学东渐、出口转内销后，回来的东西其实已经异化，不再是原装正品了。
这些异化的东西被奉为圭臬，一味模仿、不加甄别地吸收的话，将会导致我们与华夏源头道统之间存在的隔阂，且距离越来越远。
即文化偏离源初大道，可能会付出极为惨重的“绕弯绕路”的代价。这个问题应当引起警惕，并给予足够的重视。
晚清政府于1904年1月颁布了学制系统的文件《奏定学堂章程》。该文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定，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奏拟，又称癸卯学制。
彼时，虽然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此过程中，张之洞等人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入侵、文化污染的问题，故《奏定学堂章程》云：
“禁用外来无谓名词，如干部、团体、困难、冲突等等。实则此等多直接来自当时之日文也。由语言之夷狄化，方有后来之思想文化以及教育学术政治经济之夷狄化也。”
说实话，初看第一句话，当时笔者还愣了一愣。
“禁用外来无谓名词”，这个举双手赞同，但是“干部、团体、困难、冲突”这些词语也禁用的话，是不是有些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