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两生花》
和黑塞一样，基耶斯洛夫斯基也经历过价值观的幻灭。让黑塞幻灭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基耶斯洛夫斯基幻灭的，是柏林墙被推倒，苏联的解体。波兰从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电影《两生花》，讲的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孩，一个生活在波兰，一个生活在法国。她们都叫薇若妮卡，可以在冥冥之中，互相感知到对方。波兰的薇若妮卡，代表的是波兰时期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法国的薇若妮卡，代表的是法国时期的基耶斯洛夫斯基。
外部世界的坍塌，驱使着黑塞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走向审美的世界。对于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是一样。外部世界的坍塌，让他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审美的世界，纯粹的内心世界。
《两生花》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什么呢，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话来说，它讲的是一种纯粹的感情。在黑塞的人生里，他在幻灭后，用两个美少年之间的分裂与对话，去抵达那个纯粹的世界。
黑塞用美少年，来象征自己，说明他是想寻找审美的救赎和意义，一个少年去热爱另一个少年，而另一个少年，却去热爱少女。基耶斯洛夫斯基用美少女来象征自己，说明他已经厌倦了审美的救赎诉求，少女就是美的本身，不用再去寻找，只需要去感受它就行了。
在《十诫》中，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到了他的道德焦虑。他质疑一切，却又渴望一个绝对的价值体系。他说，他能接受《旧约》里的上娣，完全不能接受新约里的上娣。因为旧约里的上娣，总是绝对的，威严的。而新约里的上娣，却总是宽恕和原谅。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这么认为的，一个参照点就必须是这个样子，对我这类虚弱无力，在寻觅却又不知寻觅什么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他厌恶波兰的老大哥，却认为人类不能离不开一个老大哥，否则就会带来混乱和低劣，而旧约的上娣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大哥。是不是听起来很荒谬？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也认为，这样想很荒谬，因为整个世界都荒谬。所以他也只能这样想了。
他说，导演是个荒谬的职业。别人问，既然这个职业如此荒谬，为什么还要去做导演呢，他回答说，因为自己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其他的事。
关于电影，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它只是一种手工艺品。他喜欢戏剧，认为电影可能并不是完全荒谬的事，起码对人们有点意义。这个意义，无关那个外部世界，残酷的生存叙事。而是指向了另一个世界，感受和审美叙事。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
“我总是想激起人类对一些事情的兴趣，我是把他们融入故事中，还是启发了他们去分析这个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强迫他们走入某些事情，或者以某种方式感动了他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
“如果电影真有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人们能够在电影中发现自己，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发现自己，便是通向审美世界的入口。一瞬间的感动，尽管只是一瞬，把人们从那个残酷的外部世界里拉出来，让他们感受自己的生命本身，那一刻的纯洁足以胜过终生的谎言。这便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试图用电影告诉观众的。
《两生花》，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发现自己走向自己的，美与爱的宣言。一个和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世界，只有从一个自己，走向另一个自己。以波兰薇若妮卡之死作为仪式，告别残酷，告别生存叙事。剩下的人生里，只有纯粹的美，纯粹的感情。
我重新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是一瞬间发生的。法国薇若妮卡对父亲说道。父亲回答说，那是因为有人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
在电影的最后，法国薇若妮卡，终于见到了照片里，波兰的那个薇若妮卡。她因为激动而哭泣，因为那个从他生命里消失的生命，又回来了，她发现了她自己。她一边哭泣，一边毫无表情的望着那个曾让她欣喜的木偶艺人。她曾以为她遇到了真正的爱，但那个木偶艺人，操纵利用了她的生活，只是为了得到她的爱。来自外部世界的爱，总是那么的荒谬。
对被操纵和被利用的审视和质疑，荒谬感再次降临。这引发了对新世界，新价值体系的质疑。对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个新约上娣当代版本的质疑和否定。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红白蓝，象征着自由平等和博爱。它是新约上娣当代版所象征的价值观。
这种质疑，驱动着基耶斯洛夫斯基，走向生命焦虑和道德焦虑的更深处。《两生花》之后，基耶斯洛夫斯基，接着拍了《红》，《白》，《蓝》三部曲。关于红白蓝三部曲，他是这样说的：
蓝：自由。自由的诱惑往往是个陷阱。科技带来选择的自由，但为了配合对这些物质的利用，你又要配置更多对应的东西，最终他们又囚禁了你。感情上也是这样，爱情是为了逃脱感情的不自由，却最终又会依赖于所爱的人，被感情禁锢。
白：平等。我们每个人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更平等。这就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然而男主人公最终又掉进了妻子的陷阱：他还爱着她。
红：博爱。电影一方面讨论着真正诚实的博爱有否可能存在，另一方面这部电影真正关注的，是人们是否有时候碰巧生不逢时。两个完全一样的苹果被切成两半，其中不同苹果的两半永远都拼不成一个苹果。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人。问题是：真的是在哪里出了差错吗？如果是的话，有人能够纠正它吗？
黑塞说，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孤独，以至于很难相爱。基耶斯洛夫斯基，关于对博爱的思考，也发现了这个事实。借电影之口，基耶斯洛夫斯基，表达了他所理解的人类之爱：
“你一直都不懂， 我若说我爱你，你不会懂；我恨你，你也不明白；你甚至不知道我需要你。”
更悲哀的是，你甚至不知道，我不需要你。如果博爱不复存在，那么无论是旧约的上娣，还是新约的上娣，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们的存在本身，岂不是比生活的这个荒谬的世界，更加的荒谬吗？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人类本身已经足够荒谬了，但是上娣比人类还要荒谬。
他为这个荒谬的世界找到答案了吗？没有。黑塞说，没有人懂得人，我写完这些故事，就会从容的死去。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是如此，他说自己只是一个一直在寻觅，却不知道在寻觅什么的人。他没有答案，他可能也不在乎能不能找到答案。
他象黑塞那样，用电影说完他要说的故事，然后从容的死去。三部曲完成两年后，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