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在外国留学时，经常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受尽嘲笑，傲气的他想：中国人可比你们番鬼高贵得多！可他却从来没接受过正统的中式教育，更不知道纯正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直到在新加坡，辜鸿铭拜访了当时著名的语言学家，精通中西文字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一聊就是三天三夜。
马建忠的儒生君子之风，他一口典雅的中文谈吐和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向辜鸿铭展示了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典范。
马建忠临走前，郑重地对辜鸿铭说道：“辜君欲成为一名真中国人，便不能在偏居南洋一隅，而要到中国去。中国需要辜君这样的人才！”
一席话听得辜鸿铭热血澎湃。他当即向族人表示，他要留起辫子了！
还没等大家高兴完，他又宣布了另外一个决定：辞掉薪酬丰厚的工作，到中国去闯荡！
辜鸿铭不顾阻拦，毅然登船前往并不遥远的祖国。
这就是辜鸿铭骨子里的硬气，我自己要剪辫，谁也别想让我留；我自己要留辫，谁也别想让我剪！
这条辫子一留就留了一辈子。到了民国建立，全国人民都剪掉了辫子，辜鸿铭依然留着。
对他来说，这是他坚持中国人身份的象征。他曾经在国外因为这条辫子，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被人嘲笑过，这种刻苦铭心的经历会让他记住一辈子。
辫子也在这个过程中被神圣化了。正如他自己所说：“辫子象征着我是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
怪吗？当然不怪，他表面上留的是辫子，心底里存的是中国。
人人都说要西化，精通西学的他却为中国文化辩护，怪哉！
在举国崇拜西方、倡导西化的年代，辜鸿铭有许多在当时极为罕见的怪谈。
比如他说，欧洲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英国人的“流氓崇拜”和德国人的“武力崇拜”；
他说，民主是不合理的制度，还调侃民主的英文单词不应该是democracy，而应该是demon-crazy（魔鬼-疯狂）；
他说不仅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甚至西方人也不如中国人——他在名著《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淳朴。只有中国人，博大、淳朴、深沉，还非常灵敏。”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个无知的顽固分子所说，可偏偏说出这些话的那个人，精通英文、法文、德文，还有极少有人能懂的古希腊文、拉丁文，在爱丁堡大学拿了文学硕士，在柏林大学拿了哲学博士，讲起西学，他在当时的中国绝对首屈一指。
有一次他和一群外国人一起吃饭，有个人问他：“您推崇孔子，可请问孔子的思想对当下有什么用呢？”
辜鸿铭笑道：“我们吃饭前客客气气地互相揖让，不就是孔子之道吗？如果不用孔子之道，那我们岂不是要争斗一番，甚至头破血流之后才能入座？”
一番话引得满座喝彩。被美国制裁封号的香港新特首李家超是谁？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到中国，辜鸿铭跟随张之洞见到了这位率领日本学习西方的名人。
伊藤博文讽刺地问辜鸿铭：“阁下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子早就在中国和世界过时了吗？”
辜鸿铭不卑不亢，缓缓答道：“孔子之道，犹如三三得九，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如今也不会变。不过，鄙人倒是听说当今的数学已经改良了，如果中国借了日本的钱，就是三三得七，等到中国还钱，又变成三三得十一了！”
这种对日本欺诈的暗讽，让伊藤博文为之语塞。
辜鸿铭还曾写过一本评点西方汉学家的书，运用自己精深的中学、西学知识，把汉学家们逐一批评，认为西方人研究中国根本研究不好。
除了讽刺西方人，辜鸿铭还讽刺那些不懂装懂、盲目学习西方的人。
他很喜欢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位外交官的随员跟着上司一起出国，在火车上，这位随员拿着一份英文报纸看得聚精会神。
有人问他在看什么文章看得这么入神，那名随员回答道：“我不懂英文。”
“不懂英文那为什么不看翻译？”
“那些翻译家的文字我也看不懂，反正横竖都是看不懂，还不如直接看原文。”
辜鸿铭老在各种场合讲这个段子，嘲讽翻译西方作品的人。而精通外语的他并不翻译西方的作品，反而把中国经典《论语》和《中庸》翻译成外语，推向世界。
辜鸿铭在中国被视为怪人，在西方却被视为神人。
那个时代的西方人习惯认为中国是不文明、未开化的民族，没有融入西方“文明世界”。
可现在却出来这么一位学者，用着典雅纯正的西方文字，打了西方人一个大耳光：你们大错特错！中国人的文明实际上比西方更为发达！
凭着他学贯中西的功力，写出来的书自然让人叹为观止。林语堂说：“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毛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如此，当然要被奉为神人了。
辜鸿铭逆西化的潮流而行，确实怪异，可是却不是为了怪异而标新立异。
这是深具远见卓识的又极具分量的辩护。他看到了一味学习西方背后，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因此他大声疾呼。
正如一位学者评价他：“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可在灾难降临之前，成为一位先知预示未来，别人只会认为他又怪又疯。怪吗？当然不怪，这是先知辜鸿铭的不幸。
辜鸿铭生活的晚清民初，外国人在中国威风得很，许多人见到这些“文明人”都要礼让三分甚至敬而远之。
唯独辜鸿铭不敬畏，不但不敬畏，还以欺负他们为乐。
有一次辜鸿铭在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刚好前排坐着个光头的苏格兰人。
辜鸿铭掏出一根一尺多长的大烟斗，填上烟草，手指轻轻敲了敲前排苏格兰人的光头，用英语说了一句：“请帮我点着它。”
苏格兰人很不愉快，但一听他纯正的英文口音，回头一看辜鸿铭的威严神态，觉得这人不好惹，只好掏出火柴，战战兢兢地给辜鸿铭点烟。
有一次辜鸿铭在德国坐火车，随手拿起一张德文报纸，故意把报纸倒过来，想捉弄一下旁人。
果然，有两个人在旁边窃窃私语：“瞧这个傻子！不懂德语还偏要装样子！”
“不懂德语”的辜鸿铭当即用纯正地道的德语回击道：“贵国的文字太简单了，倒着读是为了提高难度。”
英国的大文豪毛姆，在1920年曾游历中国，因为听人介绍说“可以不看紫禁城，必须见到辜鸿铭”，因此特意安排了去重庆的行程，为的就是见一见这位神秘的哲学家。
换做别人，能和这样一位文豪有所接触，肯定求之不得，想想，如果能被他写进自己的书里，那也是件流芳百世的美事。
可辜鸿铭却让毛姆人还没见到，先碰一鼻子灰。
原来，毛姆寄住在当地的一户人家，这家主人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邀请他来见面。结果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
毛姆只好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用上了能找到的最谦卑的话语”，问辜鸿铭是否允许自己上门拜访，才终于得到允许。
见到面，辜鸿铭的第一句话是：“您能来见我，我真是三生有幸。贵国人总是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要么是苦力，要么是买办。随便召唤我们，我们也要随叫随到。”
一句话把大文豪呛得满脸通红。
两人聊了几个小时，话别之际，辜鸿铭问：“我应该送你些纪念品，可是一时间手头没有适合的。”
毛姆说：“您是否介意送我一幅您的书法作品？”
辜鸿铭哈哈大笑，展纸挥毫，写了两首诗。毛姆不懂中文，可辜鸿铭却不肯告诉他是什么意思。
回国之后，毛姆找人翻译，结果发现是两首写给妓女的露骨情诗。辜鸿铭的“怪”，毛姆算是领教到了。
凡此种种，都出自一颗爱搞恶作剧却情感真挚的心。被洋人欺负过嘲笑过，他只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更何况，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来证明中国人能够具有高超的智慧和优越的地位。
怪吗？当然不怪，这是从他高深智慧中流露出的幽默感，令人发笑又发人深省。
赞成帝制，却和袁世凯过不去，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