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袁世凯和张之洞一起入军机处，袁世凯对人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只讲办事。”
有人把这话转告给辜鸿铭，辜鸿铭一声冷笑：“哼，那要看办的是什么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当然不用讲学问。我不知道天下除了倒马桶之外，还有什么事不用讲学问。”
作为中国文化的辩护者，辜鸿铭自然赞成帝制，可他却偏偏和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过不去。
早在清朝灭亡前，辜鸿铭就很看不起那时候权倾朝野的袁世凯。
曾有一名外国人跟辜鸿铭说，有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食物价格便宜，就放开肚皮猛吃，吃得大腹便便，这种人是贱种。
辜鸿铭回答说：“那我看，我们的袁世凯大人也是个贱种，甲午之前，他本是乡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无赖，后来发了横财，也放开肚皮猛吃，就成了现在大腹便便的样子。”
1916年，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辜鸿铭大怒，消息放出的那天，他在北大上课，整整一节课没有讲其他，都在痛骂袁世凯。
北大的同学都在流传一个说法：千万不要在辜鸿铭面前提及袁世凯，不然他会立刻开骂，上课就骂到下课，在吃饭就骂到宴席散去。
不仅私底下骂，辜鸿铭还用英文写文章刊登在国际报刊上，使袁世凯的国际形象受损严重。袁世凯曾经派人花钱收买，辜鸿铭那时候正穷困，却毫不犹豫地拒绝。
对他来说，穷死饿死也要守住气节，决不能和袁世凯这种小人同流合污！
袁世凯去世时，政府发布命令，全国哀悼，三天之内不许进行任何娱乐活动。
但当天辜鸿铭就在自己家中大宴宾客，通宵饮酒狂欢，庆祝袁氏之死。
在袁世凯大权在握时，敢骂袁世凯的人很少，辜鸿铭是其中一个；敢骂袁世凯的人中，大部分反对帝制、赞成共和，赞成帝制的极为罕见，辜鸿铭恐怕是唯一的一个。
辜鸿铭在张之洞府中担任幕僚多年，却没有因此变得圆滑世故。他有着自己的傲气，不是“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傲气，而是带点坏劲的、顽皮的傲气，就像他捉弄洋人一样。
他卖选票的故事就特别具有这种风格。
民国初年，由于议会制度的缺陷，当国会议员经常能收到贿赂，因此是个肥差，也有许多人挤破脑袋想当上议员。
议员是民众投票选举，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选，而要有大学以上文凭。辜鸿铭自然有。
于是有一名政客来找辜鸿铭，想贿赂他投票。
辜鸿铭开口说道：“四百元一张票。”
那人皱了皱眉：“辜先生，外面行情可都是两百一张呢。”
“废什么话！我辜某人的票能和外面的票一样么！”
那人一想，辜鸿铭毕竟有点声望，能影响别人，四百就四百吧，于是给了票子，还千叮咛万嘱咐：“辜先生，投票日可千万别忘了到场投票啊！”
拿到钱，辜鸿铭上了趟妓院，全部花掉了。到了投票日，他也没去投票。
那名政客岂肯善罢甘休，找上门来，大骂辜鸿铭没有信义。
辜鸿铭抄起一根棍子，指着政客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此不要再上我家门！”
那政客一看辜鸿铭动了真格，也只好灰溜溜离去。
这种典型的辜氏傲气，令人忍俊不禁又不得不拍案叫绝。
晚年的辜鸿铭穷困潦倒，曾经想去找东北的军阀张作霖谋一份差事。
结果到了府上，递上名帖，张作霖一副将军派头，坐在太师椅上问辜鸿铭：
“你能做什么事？”
听到这种口吻，辜鸿铭怒从心生，心想：这叫什么话！于是拂袖而去。
之后，他逢人便说：“他张作霖是什么东西，一个马匪而已！他根本不懂政治为何物！”
除了辜氏傲气，还有辜氏骂人。有人称他为“第一骂人高手”。他骂人的特点是：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管谁惹恼了他，他当场就能开骂。
有一年慈禧大寿，张之洞在湖北的官府里举行宴会，提议大家做寿联，遥祝太后万寿。辜鸿铭看不惯这种谄媚的场子，轮到他做祝寿诗时，他竟然站起来就念道：“太后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一下子镇住全场。张之洞赶紧出来打圆场，才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辜鸿铭有一次赴饭局，席中坐着两位法国人。刚好那段时间，巴黎大学给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颁发了一个文学荣誉博士，这下辜鸿铭可要拿这个开涮了。
饭吃了一半，辜鸿铭突然大声说：“诸位先生请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荣誉博士送给了徐世昌这样的人！某先生，您还在报纸上登出一幅他的照片，拍了他的书桌上满满的一摞书，题为‘徐大总统著书之图’，啧啧啧！”
两名法国人涨红了脸，一言不发。
辜鸿铭接着说道：“我老辜向来佩服贵国——La belle France（美丽的法兰西）！现在可真羞煞人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博士学位还说得过去，竟然送给了徐世昌！啧啧啧！”
一位法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辜先生，徐总统为中法文化交流也是有贡献的……”
辜鸿铭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先生，往年我老辜得意之时，您来看我，我说一句话，您就要掏出铅笔和本子记下来的，现在我倒了霉，您倒是连门都不上了！”
搞得大家只好把他们分开到不同的餐桌，以免矛盾升级。
辜鸿铭确实喜欢骂徐世昌，徐世昌曾经建立了一个“四存学会”，要振兴传统文化。
结果名字被辜鸿铭拿来开涮：“徐大总统的‘四存学会’名字起得好啊，‘四存’就是‘存四’，刚好可以对‘忘八（蛋）’。”
在一次有许多官员参加的集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采访辜鸿铭：“您认为当下中国混乱的政局应该如何收拾？”
辜鸿铭说：“很简单，把在座这些大人们都拉出去枪毙即可。”
辜鸿铭在官场混迹多年，本应该成为老油条。官场老油条一般说话不动声色、谨小慎微，生怕祸从口出。
可他辜鸿铭却反倒喜欢痛快骂人、毫无顾忌，生怕骂得不够刺耳，对方听了不够难受似的。真是太可怪了！
辜鸿铭骂人，都不是一般的骂人话。背后往往有着极深的内涵，却在怒骂时寄托其中。
他看世界的丑恶看得太多了，却从来不肯低下头去妥协，以至于强硬的姿态被人说成怪异；而他的劝世良言又有谁愿意听？只好化作骂人话。
怪吗？当然不怪，这是对中国最隐晦曲折的关怀，以刚强不屈到顽固的外表显现出来。
在北大教书时，面对学生们对他头上辫子的质疑，辜鸿铭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辜氏风格名言：
“我的辫子站在头上，诸君的辫子却长在心中；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诸君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这句看似俏皮的话，实际上揭穿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些自以为先进的、学习西方的人，根本不懂得何为西方、何为中国，却总是邯郸学步，学不好西方，还把中国给丢了。
被中国传统束缚，和被西方的所谓“先进”束缚，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一直到今天也依然有些崇洋媚外的人，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而我们也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步步地丢掉了中国传统的一些宝贵的东西，剪掉了中国的辫子，却留起了西方的辫子。
可我们却再也没有一位辜鸿铭，用怪异而刺耳的骂人话警告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怪杰辜鸿铭和他的怪，也早已化为历史的一道光，和同时代的光芒相比，他更加尖锐刺眼，照亮了古老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