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很快获知了该消息，对伍秉鉴私下里通风报信的行为深恶痛绝。
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洋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整个十三行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有洗地文搬出林则徐的说法，说伍家和十三行对鸦片走私没有尽到督察与阻止的责任，是失职，但绝不是“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奸商。
为了证明伍家的清白，还拿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记载：
“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
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
“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
可是，伍秉鉴因为碍于身份，无法从事鸦片的直接贸易，转而以担保人的方式间接参与、纵容鸦片走私，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伍秉鉴不仅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主，还是该公司的大股东，自己洗白自己，这样也行？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背景：
最早在广州建立第一家外国商馆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1600年12月31日，英国及荷兰的公鸡会商人向伊丽莎白一世申请建立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获皇家许可状，拥有印度贸易特权并可代表英国国家。东印度公司的倡议创建者，是英国著名的海盗商人詹姆斯·兰开斯特，以及英国黎凡特公司的商业间谍拉尔夫·菲奇。其背后是伦敦金融城的犹太商人。
关于伍秉鉴和怡和洋行：
由于怡和行创办发展得益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鼎力支持，同时自己也是该公司大股东，所以伍秉鉴不惜身家性命，提供大量资金以供这家公司使用。
截止1813年，广州十三行总共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资金75万两，其中伍秉鉴的怡和行55万两，一家就占到73%。怡和行则一跃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全球的最大债权人（后来，在犹大的游说下，该马甲被放弃，欠下的巨债？还用还么？）。
当拿破仑财力逐渐枯竭时，英国却依然能拿到广州的白银和商品，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
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心力交瘁的卢观恒去世，享年66岁。
一场拿破仑战争，居然熬走了广东四大行中的三个：义成行和同文行解散，广利行卢观恒去世。
1813年，拿破仑兵败俄国。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怡和行一超独大。
后来，伍秉鉴成为世界首富。
一位曾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元。”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元。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伍氏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
林则徐禁烟时，有一个幕僚名叫包世臣。
包世臣当时提出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垄断鸦片贸易和唆使英军入侵中国两项指控，广为人知。
包世臣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但他的许多亲戚都是安徽盐商，因此包世臣自幼熟悉商业，热衷“言利”。随着清朝盐业的发展，包氏家族逐渐和其他盐商家族一样迁徙到清朝盐业的中心——扬州。包世臣年轻时便随父亲到长江对面学术氛围更好的江宁（南京）读书，但常回扬州。
借助其丰富的经济知识，包世臣以“通才”盛名享誉海内，“每出一文，世人争相传阅”，经常为清朝官员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逐渐蜚声天下，被视为中国当时最负盛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战略家。
1820年，包世臣在《庚辰杂著》中指出：
“ 鸦片耗银于外夷”；
“（英国人）屡次骄蹇，皆洋商( 广东十三行商人) 嗾之，而边镇文武和之……反张夷威以恫喝中外”。
包世臣建议，“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应当“裁撤各海关”，但并不断绝外贸，而是派“商人携不禁货物，赴彼回市”，让中国商人直接到外国去做生意，而禁止外国商人踏上中国土地。
这样一来，“关撤则洋商( 广东十三行商人) 罢，夷目( 外国官员) 无汉奸为谋主，自必驯贴。”
1825年，包世臣应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阮元之邀，前往广州担任其幕僚。
动身前，包世臣在阮元属下萧令裕的来信中得知，英国刚刚夺取了离广东不远的新埔( 新加坡)，当地已有大批广东、福建移民聚居。
萧令裕据此预言：“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患，复见今日！”
次年，包世臣抵达广州，听当地人说，1808 年英军强占澳门，攻入珠江口的恶性事件“系洋行( 广东十三行) 召海盗为之”。
此后，英国使团携国书来访，要求两广总督亲自接受，总督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派广州知府去收取国书。广州知府抵达码头时，英国大使出舱迎接，码头上的百姓识破所谓的英国大使真面目，一见哗然，高喊说：
”这位“英国大使”其实是十三行的一名“烂崽”！
故此，包世臣叹言：英国“历届恫喝，皆洋行( 广东十三行) 所以固垄断鸦片之局。果尔，虽必有事，不足患矣。所虑者，或有失职无行之人厕其中，如汪直、徐海者耳。”
注：包世臣是担心反清武装会像明末的汪直、徐海把中国海盗组织成“倭寇”那样，借英军的名义骚扰沿海。
1828 年，包世臣发现英国对中国的威胁比原先判断的大，在给广东按察使姚亮甫的信中进一步指出：“新埔客民( 新加坡的客家人) 虽降服英夷，并未改从服色，是到各关之鸟船，未必无新埔客民在其中，以分散烟土于各省，而交结其匪民。英夷虽未至江浙，其党羽实已钩盘牢固。再阅数年，银长无已，公私更行困惫，不得不筹塞漏卮。漏卮之塞，必在厉禁烟土；烟禁真行，则闽粤之富人失业，而洋商( 广东十三行商人) 尤不便此，势必怂恿英夷出头恫喝。又闻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一旦有事，情必外向。”
有鉴于此，包世臣建议发动一场新加坡远征，将新加坡华人全部“徙之内地，仍封前禁”，否则，“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必至以忧患贻君父！”
不得不说，包世臣此番建议真乃远见卓识。后来，事实证明，侵华英军中出现华勇营，大量华人雇佣兵，滋扰大陆，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