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等待他的是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
彼时，中苏交恶，苏联专家全部撤回，科研所人心涣散，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肚子都吃不饱，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刘杰把杨承宗安排到了二机部第五研究所主持大局，他深感责任重大。
五所秘密从事的工作是铀矿石的冶炼与提纯，杨承宗心里清楚，接下来奋斗的一切，都将和原子弹紧密相连。
杨承宗刚到五所时，面临的是一个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又深受极左路线和反右倾之害的烂摊子，科研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垃圾、加工后的废矿渣、未破碎的矿石随处堆放，整个所区就像是一个破旧的工地。
面对五所简陋的厂房、胡乱丢弃的冶炼矿渣以及混乱的科研秩序，杨承宗没有时间叹气和抱怨，他打起精神，怀着十二分的热情，开始对这个“废弃工地”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从保障科研人员的物质生活到增购书籍、设备，从动员职工摆正态度到亲手改良实验装置，杨承宗一心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用诚挚、有效的行动，日积月累，逐渐扭转了五所的迟暮之气，让它焕发新生，站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的前沿阵地。
不久，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冶流程、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有机材料等重大研究成果便不断地从五所产生。五所从一个烂摊子一跃而成全国一流的研究所，我国的铀工业也从无到有，开创了天然铀工业生产的历史。
杨承宗领导全所科研人员，在我国第一批铀水冶厂尚未建成的情况下，在五所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建成一套生产性实验装置。
二机部五所是铀矿选冶研究所，为了不耽误原子弹试爆的时间，杨承宗提出了“堆浸法”提取铀235。
这个方法的具体措施便是就地往铀矿石上淋酸，再将收集的酸溶液进行分离、浓缩等系列提纯，就这样省去了很多的繁杂步骤，节省了大笔资金。
1963年，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奋战，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各地土法冶炼生产的重铀酸铵，解决了天然铀矿石在水冶、转化等过程中的众多工艺问题，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十项科研成果，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原材料要求的纯铀化合物2.5吨，比组织预定的时间足足提前了3个月，为后来“两弹”的成功研发做足了关键原料供应。
但是在科研过程中，杨承宗为了一次重要的工作汇报，耽误了治疗眼疾的最佳时刻，其本来就受到辐射伤害的右眼视网膜彻底脱落，完全失明。但他却无怨无悔，直等到1964年的那声巨响，他说，一切都是值得的。
二机部下文给研制原子弹有功人员晋级嘉奖，由于杨承宗的行政关系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属于二机部，所以尽管他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与此次嘉奖晋升无缘。
1979年8月，在一次会议休息间隙，杨承宗偶然听到了两位同事的聊天：
“你家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
“嗨，别提了，就差0.2分！”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段对话在杨承宗心里掀起了波澜。
虽然高考是选拔人才的公平方式，但对人才的评定能精确到0.2分吗？多少考生可能会因为阅卷老师的误差，或者自身发挥的失误而痛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思虑至此，他不禁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何不为那些同录取分数线接近的考生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呢？
1980年6月，杨承宗想开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见诸报端，引发社会关注，获得了很高的舆论支持。
在他多方努力之下，1980年10月，中国第一所非公立自费大学——合肥联合大正式成立，杨承宗任第一任校长。
1989年，杨承宗受邀重访居里夫人实验室，他把当年伊莲娜·居里送给他的那把钥匙又还给了实验室，作为这段特殊历史的见证和纪念。
杨承宗90岁时，《当代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一书出版，人们才知道了当年居里夫人的女婿让他传秘密口信的事。
杨承宗被誉为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曾跟随居里夫人研究放射化学领域，回国后也参与了原子弹研制工作，为核武器的研究立下了不世功勋，但一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他既没评上院士，也得不到两弹一星元勋的嘉奖。
80年增选，他已经不在科学院系统；
91年以后增选，年龄过大，所以也没有评上。
此外，学术界也有学阀，他是法国回来的，与留学英美为主的留学人员不在一个体系，与留苏的也不在一个体系，中国留法归来的人少之又少。
在两弹一星元勋的评价当中，当时重理论、轻实验，对材料工艺等重视程度不够，而且他已经离开了相关系统，单位支持不足……
最后，连他的学生都成了院士，可他依旧默默无闻，没有奖章没有报道，连院士名额都没有。
很多老同事和老领导为他抱不平，他才终于住进了新建的院士楼，并获得了何梁何利化学奖。
其实，杨承宗一生淡泊名利。
对于荣誉得失，他显得异常平静，总是谦虚地说：
“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中科大办了一个专业”。
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老先生因病去世，享年100岁。
作为著名化学家伊莲娜·居里的高徒，杨承宗宁愿放弃国外高薪，也要回到积贫积弱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为国掏空全部积蓄，晚年即使生活窘迫，也不曾向国家索取任何回报。
老一辈科学家毫不为己、一心为国为民的高贵人格令人感佩。
杨承宗被公认为是“没有勋章的功臣”。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国科研，却从不追求虚名。没有他，邓稼先和钱学森绝对造不出原子弹；没有他，我们的国家不会挺直腰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功成何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这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