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六年。迎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进宫，又送各寺供人瞻礼，费用无数。回鹘忠贞可汗为其弟所杀。国人杀篡者，立忠贞子阿啜。安西、北庭与中原阻隔，奏事必须取道回鹘。是年，回鹘与吐蕃战，不利。北庭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降吐蕃。安西路绝，不知存亡，惟西州(治高昌，今吐鲁番东南)仍为唐守。——《公元790年》
公元790年，繁华不在的大唐帝国呈现一幅风云变幻、粉饰太平的景象。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一年，安史之乱刚刚过去18年。这一年，韩愈22岁，两年后，韩愈登进士第，开始了他的从政之路。
每个人都肩负使命，韩愈毕生都在致力于华夏文化的复兴。美俄乌激烈情报大战：普京已完全占据上风
韩愈并不是第一位文化复兴的先行者，在他千年之前，孔子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间攻伐不断，周初建立的礼乐秩序荡然无存。
周代以天子代天理民，征伐自天子出，以礼乐制度来规范与实现社会的治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子与诸侯的礼乐界限已模糊不清，实力消长之下，诸侯取代天子成为新的权力中心，而在诸侯国内部，公卿大夫取代诸侯成为新的国君。
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公卿大夫，权力的下沉，使得等级与尊卑让位于实力，天道秩序让位于动物世界和丛林法则。
任凭这样发展下去，圣人遵循天道，建立人间秩序的文明国度，有沦为蛮夷的危险。天下需要一套新的秩序与运行体系。
既然天道过于幽远，礼乐过于抽象，那么就在现实世界，在人间重新建立秩序的基础。
孔子说，仁者爱人。
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曾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经过儒家的努力，天子虽仍以代天理民的名义管理国家，但这个国家从服务天道秩序的过去，转变为服务现实的大众社会，而过去被贵族世家垄断的权力，开始向平民打开大门。国家由贵族世家主导的天道秩序，转变为君民共建的世俗社会。
孔子删订六经，开办平民教育，实质上是为新的社会秩序提供理论基础，重塑社会结构。
从《道德经》、《素书》等先秦道家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儒家成为显学之前，”“道、德、仁、义、礼”共同构建了以天道为原型的人间秩序与行为规范。
经过孔子的删订之后，儒家用“仁、义”构建人间秩序，而礼也演变成为皇家威仪与个人修身的组成部分。“割不正，不食。”“寝不言，食不语。”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旧的秩序破碎了，圣人不在了，圣人治国的时代也结束了。孔子顺应时代变革的趋势，在新的时代重构秩序，一个以“仁”为核心的秩序，他删订六经，开办平民教育都是服务这一目的。
孔子认为，圣人之后的时代，是仁义的时代，是君子的时代。
孔子时代的危机是权力中心下沉，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周初礼乐秩序的瓦解造成的，而韩愈面临的危机则是巫鬼文化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污染造成的。孔子面对的是天人之争，而韩愈面对的是人鬼之选。韩愈面临的危机，比孔子所面临的危机要严重的多。
东汉张道陵创立道教以来，他的徒子徒孙们要么兜售方术丹药，成为皇室贵族的宠侫，祸乱朝廷；要么以消灾禳祸、符水禁咒为诱饵，骗取百姓钱财，为害社会；更有张角之流以宗教为名组织颠覆政权的活动。
东汉明帝时起，佛教传入中国，一边以道家经典装裱门面，彰显名门正教的身份，一边以导人向善的名义宣传宿命论和因果报应。佛教徒不事生产，不繁衍子嗣，僧侣在把金钱称为身外之物的同时，却通过信徒善众的布施大量敛财。在很多朝代，僧侣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与佣工，成为富可敌国的庄园资本集团。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数百年间，佛教几度成为国教。鉴于佛教的巨大危害，南朝士人张融批判佛教，提出了著名的“三破论”，说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
在韩愈的时代，过于开放的民族政策使得“安史之乱”成为南朝“侯景之乱”的再现， 而唐朝多位皇帝侫佛的态度，丝毫不弱于“（佛教）入国破国”的梁武帝萧衍。
一边是蛮夷坐大，盛唐繁华，尽毁于数载安史之乱。一边是寺院资本集团无限膨胀，宗教文化泛滥成灾，以至于天下土地人口尽趋于寺观，而国家财富入不足用。
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楚辞· 卜居》：“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民族问题带来的社会动荡、信仰危机造成的巫鬼盛行，归根结底都是意识形态问题，文化属性的问题。
面对种种乱象，韩愈勇敢地承担起了时代的责任，开启了他的文化复兴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