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巴洛克”该词来源于葡萄牙语Barroco，意思是一种不规则的珍珠。巴洛克作为一种风格，却一直是美术史家们有争论的问题。
巴洛克一词的原义，含有不整齐、扭曲、怪诞之意。
中世纪的”巴洛克”特指经院哲学中的教条”三段论”,大航海时期葡萄牙人用于表述珠宝贸易中的”有瑕疵的珍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又指不规范的放贷行为,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用于形容夸张与古怪的艺术现象。
直到19世纪后期，”巴洛克”才被规定为”艺术史”的概念之一。
经过详细考证，连哥特式建筑都被发现是后世的编造和杜撰，作为同类的巴洛克能逃得过穿凿附会的命运呢？
根据诸玄识和董并生先生的研究考证，欧洲历史上从来都不是拥有“独立建筑体系”的地区，其建筑风格来自于东方建筑文化西传和异化，印度、波斯、阿拉伯、塞尔柱、奥斯曼甚至中国等都对欧洲建筑产生过影响（以中国为例，15世纪之后抬梁式结构西传异化为西式桁架、中式坡屋顶西传异化为西式坡屋顶、中式宫廷建筑设计法则和形态比例西传被法国古典主义吸收等）。
在西欧14世纪才拥有铸铁技术之前，这些地区早已拥有制钢技术并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诞生了属于自己的建筑体系，随着历史上亚欧大陆无数次民族大西迁，这些地区的建筑技艺和文化也相继传入欧洲，但是近代以来，欧洲人抹去了东方建筑文化对自身的影响。
“哥特式”本是贬义词：哥特（Gothic）一词原指属于欧洲日耳曼部族的哥特人。在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们使用“哥特式”的概念来指称中世纪(5-15世纪)的艺术风格。
1775年《约翰逊博士词典》把“哥特人”定义为：未开化的和缺乏知识的野蛮人；中世纪或哥特时代是个文化荒漠，是原始和迷信（one not civilised, one deficient in general knowledge, a barbarian, and the medieval or Gothic age as a cultural wasteland, primitive and superstitious）。
从实际的历史情况来看，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不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都是在中国文化的照耀下发展起来的。此一过程被学术界形象地描述为“中国热”与“中国风”。
正如法国“文明的传教士”所反映的那样，法国曾经是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中心。
英、法“七年战争”之后，大英帝国从与法国争夺“中国风”主导权的方针，转变为否定“中国风”、标榜大英帝国“本土文化”的方针，于是大规模伪造历史，将本来属于中国文化的内容，改头换面、说成是英国本身固有的成分。
在这种情况下，不惜滥用本来就出于虚构的“哥特蛮族”概念，将其由原来的一个贬义词升级为内涵丰富的“欧风古韵”；再将原本属于 “中国风”的内容，伪装成“哥特式风格”，新鲜打造出炉、大肆宣传、招摇过市。这就是所谓“哥特式”文学和建筑之由来。
由于这种造假行为，难逃众人法眼，于是事后想出一个被称为“仿哥特式建筑”（Gothic Revival）的名词，以期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硬说“哥特式”与“哥特人”无关；本来不存在一个什么“哥特式建筑”，却硬要多此一举，发明一个“仿哥特式建筑”的名词。
其实，所谓的“仿哥特式建筑”并非什么“哥特式”建筑，其内涵主要是“中国风”建筑，只是在其粉墨登场之际做了手脚：对“中国风”建筑进行了局部改动，削尖顶部、戴上一顶“哥特式”的帽子。
这是“哥特建筑”的原型和典范（1760年代），而后经过长期的怪诞修饰、多元镶嵌和畸形发展，也就成了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建筑风格了。
所以，作为西方主流和传统的“哥特式”之来源，不是中世纪的欧洲，而是华夏传统，——它诞生于18世纪的“中国风”：钱伯斯爵士两次来华取经，沃波尔爵士三十年仿造。然后，经过一百多年的修改和普及，精益求精、画龙点睛，自成体系。
彼时，英国最重要的年轻建筑师钱伯斯曾经在广东居住过两年。他在1757年出版了《中国的建筑、家具、服装、器械及用品设计》一书。
不过，1757-1763年，他为肯特公爵扩建蔻园时建造的八角形中国宝塔，却是十层，而中国宝塔层数一般均为单数。也就是说，中国建筑所包含的传统内涵，欧洲人无从领会，他们常常进行的“创造性”改动，让这些建筑犹如玩物。
实际上，圆明园的建筑艺术风格，对欧洲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的信件在1747年汇编成《耶稣会士书信集》，刚于1749年在法国出版，就轰动了整个欧洲。
1752年，王致诚《中国第一园林特写》英译本出版。王致诚的书影响很大，导致欧洲上层许多达官贵人对圆明园非常青睐，纷纷当时的建筑师参考圆明园的建筑进行房屋设计，处处模仿中国园林，因此，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园林在乾隆年间开始走向世界，在欧洲风靡开来。
由是，欧洲开始学习园林艺术。
在英法等国争相仿造中国园林的过程中，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模仿得有点像，比如法国LIIe-Adam，Cassan公园的八角亭。因为中国皇家园林里有许多农业景观，所以在凡尔赛宫里出现了小特里阿农农舍这样的农业景观。
其中仿造得最好的，当属钱伯斯在英国伦敦郊外仿照广州六榕寺的六榕塔所建的邱园塔。
在18世纪的头二十年，德国皇帝在易北河上的匹灵堡建造了几座中国式宫殿；
1753年，瑞典国王为庆祝王后生日也建造了一座中国式木构建筑；
1765年，普鲁士王子建造了八角形中国式阁楼。
第一本向西欧介绍中国建筑的著作《中国的庙宇、凉亭及牌坊建筑》于1750年在伦敦出版，作者哈夫彭尼。虽然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建筑，但在1756年再版时增加了一些图样，与当初《旅游行纪》所刊登的中国风情画类似。
中国建筑对欧洲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美国观念史学家洛夫乔伊说：
“中国园林是欧洲浪漫主义的起源之一，它推动和促成了浪漫主义的转向。”
纵观西方建筑史，其东方起源一分为二：
（1）模仿奥斯曼伊斯兰的建筑伪造“古典风格”（希腊-罗马）；
（2）18世纪的浪漫主义，尤其是以沃波尔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抄袭“中国风”的内涵来伪造“哥特式”建筑，并从圆明园中汲取灵感，伪造了所谓的巴洛克风格。
彼时，黑暗的欧洲中世纪还处于原始宗教状态，是不具备独立发展建筑艺术的各项基础条件的。
详见：
百思不解的悖论：一边是苦无天日的黑暗中世纪，君主与民众都是文盲，一边却孕育了数不胜数的代表高等学识、高等教育的世界知名学府……
欧洲当时多落后？大清驻法公使著《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乾隆诗集在法国受热捧，耶稣会长承认西方音乐和乐器源自中国
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利用20世纪的数据，推算1800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个人平均所得。在他的统计数字中，亚洲整体上比西欧略为落后，但领先于整个欧洲，而中国则一直领先于西欧。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通过考察农业、运输业，人的寿命、出生率，以及资本积累和技术，来比较1800年之前的欧洲和亚洲社会，以反驳主流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领先论”。
……
1856年，英法两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由向清政府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9月22日，钢枪铁炮之下，咸丰帝携妻儿及部分贵族官僚逃亡热河，其弟恭亲王奕留京谈判。10月6日晚上7点钟，法国军队抵达并攻占圆明园。次日，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内开始长达十余日的劫掠。
同年10月18日，早晨，英国军队分散成小股在圆明园内放火，无数宫殿、庙宇、亭榭及凉台付之一炬。英法联军洗劫焚毁为开端，圆明园历经了“火劫”、“木劫”、“石劫”、“土劫”等四次大劫难，逐渐沦为废墟。
有英国士兵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走出圆明园的大宫门，兴奋里带着一丝哀伤，回首望去，只见飞舞跳跃的火苗像一个个奇异的花环，点燃并吞噬了一扇扇大门……火舌呼啸，噼啪作响，仿佛在毁灭中歌唱。”
英国海军上校哈利·刘易斯·埃文斯（Harry Lewis Evans）在与家人的信件中，透露了1860年他跟随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并参与洗劫圆明园的诸多细节。
“周四我参加了一个“毁烧圆明园”的狂欢活动。圆明园离我这儿大约有四英里，其中一部分优雅地坐落于山坡上，融入壮丽的山色中。不同于一切欧洲宫殿的风格，它由一大群散落山脚平原的楼阁组成，无边无际。
这些庙宇里满是绝美的青铜和珐琅，但实在太大太沉，搬不动……
我成功抢到了不少青铜和珐琅花瓶，还有一些极其精致、镶绣帝王黄绿龙纹的瓷杯与茶碟，但是它们太脆弱易碎了，我真害怕能否完好无损地把它们带回家。”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这位就是洗劫圆明园的指挥官之一，英国海军上校哈利·刘易斯·埃文斯（Harry Lewis Evans）。
他在此次掠夺中，抢到了一个价值连城的稀有青铜器“虎鎣（yíng）。
西周青铜盛水器虎鎣（yíng）距今大约3000年，因器盖和出水口的老虎造型设计而得名。目前，“鎣”类青铜器全世界仅存七件。
哈利·刘易斯·埃文斯抢到虎鎣（yíng）后，将其藏于家中
2018年4月11日，“虎鎣”在英国肯特拍卖，连同哈利·刘易斯·埃文斯写给家人的信件也一同曝光。
这个强盗在信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