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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灾害面前,耶经的外衣破了好几个大洞,一不小心露出了藏在内里的华夏丝绸补丁,密密麻麻,都快数不清了

上述结论描述了五运六气与天干地支的对应关系,用表格来表示,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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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灾害预测之学是一门古老的学术,属于术数之学。

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中,不乏有关于农业年景的预测。

例如,《越绝书计倪子》中记载:

“太阴三岁处金(金星)则穰(丰收),三岁处水(水星)则毁(欠收),三岁处木(木星)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

汉代李寻在注《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句时说道:”观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指出当时通过“观”与“候”(物候),其中也包括星象占筮等社会人文内容制定历法,确定四季,指导农业生产和预测灾害和吉凶,了解天意,调整政策。

面对天灾,西汉初,出现了一本专门预测天气与灾害的专著《娄景书》。

汉时,带有多种预测性质的纬书大行其道,颇受欢迎。及至东汉,纬书已成为一门显学。

“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纬》)

所谓纬书,是一批流行于西汉未年至东汉末年带有相当神秘色彩的书籍的总称,其内容极为庞杂,涵盖天文、地理、哲学、伦理、政治、历史、神话、民俗,以及医学等自然科学。

几乎所有的纬书中都有五行占六气占的相关内容,系以五行和六气进行预测,从战国开始,即有专书。

《易纬》之一的《易纬河图数》有云:

"五运皆起于月初,天气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气皆起于月中,地气之后应,坤作成物也。"

其他纬书中也多有论运气者,如《易纬乾凿度》之言“天元纪”、“气交”、"五常”、“五日为一候”、“五音”、"六律”;《易纬通封验》之"当至不至”、"味当至而至”,等等。

1972年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便有《五行占》。

华夏历史上灾害繁发,显然为灾害预测理论“五运六气”的形成提供了资料和验证机会。

从灾荒统计数据来看,史书记载两汉朝廷组织救灾与运输合计46次(西汉10次,王莽时代1次,东汉时35次)。

从疾病流行史看,东汉出现极寒天气,是华夏历史上流行病较为猖獗的时期,在东汉王朝存续的196年间,见于记载的瘟疫大流行共有22次。

面对多种自然灾害,出身“细族孤门”的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在《论衡明零》中指出:“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尧、汤恶君也;职非政治,是运气也。"

显然,他已充分认识到灾害是由自然因素的运气导致。

因此,积极研究影响灾害的自然因素与天象、星象,显然不是玄学,而是一条真正的科学之路。

北宋邵雍曾在《水旱吟》中写道:

“九年洪水,七年大旱。非尧与汤,民死过半。”

面对天灾,华夏的传统是大禹治水,是战天斗地,是积极面对,是未雨绸缪。

西方没有上古信史,耶稣会传教士了解到大禹治水事件,但没有真实经历,就仿照大洪水事件通过耶经编造了诺亚方舟事件,以巩固神权统治,让人们更加笃信上帝。

可是,西人从大禹治水中只学到了一些用于糊弄信徒的皮毛,却丝毫没有学到华夏人那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

实际上,上帝也是华夏的专有词汇,只是被传教士剽窃去用在耶经中。他们的神原来叫Deus(后来的God),音译为斗司

在周朝的《尚书》、《诗经》、《逸周书》等典籍中,称之为“天”、“帝”、“上帝”,或者把“天”与“上帝”合在一起,称之为“天上帝”或“吴天上帝”。中国史书,从《史记》、《汉书》到《明史》、《清史》二十五史,对至上神的指称延续了商朝、周朝的传统,多称为“天”、"上帝”或“昊天上帝”。

耶稣会传教士借用儒家经典的概念来套译《耶经》,充实《耶经》的内容。在翻译《耶经》中唯一至高神时,将中国传统文化有固有的“上帝”和“天主”概念偷去,套在了“Deus(斗司)”身上。

《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是一本鲜为人知的书,若不是翻译成汉语,恐怕其中的秘密不知还要埋藏多少年。从中也可以窥见,满清统治者的“特别用心”,一些重大秘密是不想让百姓知晓的,所以很多秘密只用满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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