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歪屁股学者在翻译《希腊古代货币》（如下图）时，绝口不提上图中的重量计量。
银存放时日一久，必定氧化变黑，更何况还是三千年前的银币。然而，神奇的是，所谓的古希腊币不仅在世存量巨多，还色泽鲜明、栩栩如生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请问古希腊人用什么模具来铸造货币的呢？
如此精密的模具，如此精细的计量刻度，总得让大家开开眼吧？在哪儿？有吗？
脱离度量衡去谈数学的发达，简直就是空中造楼、不要地基。
实际上，英国使用的度量衡，与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十分相似，只是他们不敢承认而已。
例如：
- 1英尺= 30.48厘米，明代中国，1尺= 31.1厘米；
- 1夸脱=1136毫升，明代中国，1升= 1073.7毫升；
- 1磅=16盎司=453.6克，明代中国，1斤=16两=596.82克。
西方度量衡与中国度量衡相似，可不仅限于英国。
根据《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第506页的两则注释：
（1）“磅(libra) ”，系西班牙古代重量单位。在卡斯蒂亚，一磅分为16盎司，相当于460克……
（2）“杜卡多(ducado) ”，系西班牙古金币名， 通用至16世纪末， 不同时期币值不一。在嘉靖年间，葡萄牙的一个杜卡多约等于白银一两。
再看这个：
1585年，西蒙斯蒂文在《十进制》( La Disme )中专门提出十进制分数转换成十进制小数的方法。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西方怎么会先有分数、再产生小数呢？这不应该是同时产生的吗？
但凡有度量衡，就会在实际运用中遇到产生小数的情况，分数也自然而然随之产生。
（图片来源：青华道人）
西汉末年，王莽以复古改制为名，征召大批学者，在著名经学家、律历家刘歆的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考订音律和度量衡标准的活动，即《汉书·历律志》所载：“备数、和声、审度、嘉量、衡权”，诸篇是也。
王莽在其基础上，颁布了建立新朝度量衡制的诏书，并制作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
新莽嘉量
五种量器由青铜铸造，巧妙组合为一体，主体是大圆柱桶，桶下方有一隔层，隔层上方为斛量，下方为斗量；左侧小圆柱同为升量；右侧也为小圆柱，中有隔层，其上为合量，其下为龠量。
根据《汉书·律历志》记载：
“量者，龠（音月）、合、升、斗、斛（音胡），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
即，嘉量由5个单位分量组成，每一个单位代表一种容积，1斛=10斗=100升=1000合=2000龠。
每个单件量器上还刻有铭文，记载该量器的形制、规格、容积及同其他量的换算关系。
比如，斛量铭文如下：
“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冥百六十二寸，深尺，积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律”为“黄钟律”，黄钟律本为十二音律一种，能发出黄钟音调的律管恰好能容1200粒黍，而一龠也正好容1200粒黍。
因此，律管容积就是龠的标准，再推而广之到合、升、斗、斛，量器就同黄钟律建立起关系。此外，还要求敲击嘉量时能发出符合黄中律音高的声音。
新莽嘉量的设计代表着当时中国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但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其在量制上承袭的是商鞅方升，在形式上也与栗氏量相符。
商鞅方升
建立度量衡的81字诏书在新莽铜丈、铜衡、铜嘉量上均有，其铭：
“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传亿年。”
王莽改革度量衡时，出现了一个古代测量的高峰——新莽卡尺。
目前，存世新莽卡尺共三把，其中两把藏于北京，一把出土后收藏于扬州。
晚清时，吴大澄《权衡度量实验考》和容庚所编《秦汉金文录》共收录了五件卡尺拓本，可惜，由于战乱的缘故，原物在解放前就已佚失了。
从历史文献结合考古文物来看，早在东汉之前，卡尺便已经十分普遍了。而从先秦车马器以及秦代的青铜武器的精度看，青铜卡尺极有可能出现在战国时期，只是迄今为止尚未有实物出土而已。
再来欣赏一下我国早期的度量衡之一：钱币。
战国刀币，成白刀，不仅有实物，还有古希腊拿不出的铸造模具哟。
成白刀币模具
中国古钱币拓印图（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种类繁多，十分精美
研究历史不难发现，华夏的度量衡体系十分完整，并且一脉相承，代代相传，后世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
这些真实的出土文物，与史料文献对应，互相印证，说明这才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真正信史，这才真实的文明源头。
美国《世界之谜》网站（World-Mysteries，Oct.2012）登载《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塑造了现代世界》一文，现摘录译文如下：
“神州中华，不仅是一块文化、历史、艺术和美丽的乐土，也是一个有着最多的创新与发明的古国。如果没有这些发明，世界历史就会彻底改写。
时至今日，源于古代中国的创新思想，继续帮助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发展。
……传统中国对现代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创成果，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瓷器、船舵、铁犁、丝绸、算盘、酒精、运河、船闸、青铜、大炮、纸币、纺车、马镫、雨伞、吊桥、煤炭、石油、造船、航海、地图、冶炼、太阳风、教堂钟、机械钟、悬索桥、渔线轮、地震仪、播种机、人体血液循环、天然气钻探技术、道路与接待旅馆、中医与自然保健、精神平衡、人体血液、天花接种、十进制与“0”、……以及科学：天文、物理、化学、电磁、气象、地震、技术、工程和数学……”
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K.G.Temple）著《中国的天才》和《中国：发明的国度》称：
“作为三千年来无可争议的发明与发现大师，中国人……在工程、医学、技术、数学、科学、运输、军事和音乐等领域的贡献，（在18世纪）激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
“18世纪以前的欧洲农业是原始和无望的（primitive and hopeless），它与两千多年前（公元前四世纪）的卓越而先进的中国农业，简直无法相比。”
“有许多在现代看来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它们则都是中国起源：从造纸到瓷器，从机械钟到马具、炼钢，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
尽管长期以来，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中国的原创成果，一直都被遗忘，或是蒙在鼓里；然而近年来，中华民族作为科技发明的天才这一特质，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那些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不是一半，而是绝大部分）均来自古代中国。”
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写道：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直到20世纪才到达12世纪中国（宋朝）的水平。”
“欧洲自身的发明是少之又少”（the Europeans invented very little for themselves）。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也肯定西方科技源于古代中国：
“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
……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意识基础之儒家学说。
……西欧人却……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
事实胜于雄辩，除了天文、历法、语言起源，度量衡也是西方伪史的致命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