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还有八卦、六十四卦么？
华夏的老祖宗们早就提炼和总结好了。
观天地四方，自然万物，可分为：
两仪，四象，六爻，八卦，所以：
2 × 4 × 6 × 8= 384
在后续的设计库扩展，产生 64 卦，384 爻。
在 六爻里面，可以产生六丁，六甲，六冲，六合，六亲，六兽……
总之，原则就是效仿先辈，延续道统，尽量以最接近真实世界的方式来进行模拟和表示。
华夏传统的天极坐标系，才是模拟世界最正确的方式。既然华夏使用的思维系统是天文模式，那么，人文的书写，也应该按照天文思维打开，才是正确的。
所谓耶教中的神Deus（后来的英语称为God）也好、Domini也罢，这些都是所谓的拉丁语，而拉丁语是根据中国南方口音创造出来的语言，其实最初就是De、Do，是参照 道 (dao)德 (de) 两字创建的词汇，只是为了防止被人轻易看穿，就特意在后缀上加了所谓的拉丁语法辨识符号us、mini，这才变成De + us，Do + mini。
由于笛卡尔是神学家，与梅森神父一样忠于教会和耶神，所以其所有的数学目标都是为了证明神的存在，他使用了两个概念对耶稣出生前后进行分隔：
耶稣出生元年，称之为“ Anno Domini ”，以这两个单词的首写字母来表示西元，即 AD ；
而耶稣出生前 Before Christ，就表示西元前 B.C.
当真正的罗马帝国——明帝国不可避免走向衰亡时，耶稣会看到了一丝反超的曙光，他们对华夏典籍、知识遗产的搬运，是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化的、集团化的。
西元1639年十月，在梅森神父的号召与组织下，一些在知名人物纷纷加入了盗窃大军：
-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法国神学家；
- 卡特鲁斯(Johannes Caterus)，荷兰传教士；
- 博尔迪（Pierre Bourdin），法国耶稣会士；
- 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法国神父；
-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出生于英国威尔特省牧师家庭的神父，兼职（客串）医生；
- 阿诺德（Antoine Arnauld，1612～1694年），法国神学家。
上述盗窃团队，在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下，很快将明朝的华夏典籍粗译为拉丁文、法文等版本，在耶稣会神学院进行内部传播。1663年，为防止泄密，早期版本被罗马教会列入禁书名单。
为了方便教学，这些神父、神学家、传教士将华夏知识分门别类，做了一个知识树：
- 树根：最基础部分，理学，称之为Metaphysics；
- 树干：物学（物理）， Physics
- 树枝：其他分科学问，简称科学，由三大分科构成，即医学、机械学、社会道德。
笛卡尔的所谓哲学思想，吸收了部分王阳明的心法。
王阳明认为，在万物存在之前，人的内心已经有了万物。人眼看到的万物，只不是由于内心先想到后存在的投影而已。
可是，有人问道：倘若一朵花长在深山幽谷，其自生自灭，与外界不相往来，毫无瓜葛，这样的话与人的内心有何干系？
如果按照王阳明的心法，在人没有看到花时，花跟人同处于黑暗之中，不得光明；在人看到花时，花是彩色的，于是就见到了光明。因此，人之内心，花儿一直存在，——花，也因人而存在。
我思，故我在。
然而，倘若人的寿命比花儿明显要短，人死了，难道花儿就不存在了吗？
我不思，但花依然存在。
在从王阳明那里拼凑了一番后，笛卡尔又开始搬运朱熹理学，将之改头换面，称为耶稣理学。
《淮南子天文训》认为“天地之袭精为阴阳”，朱熹设想天地的初始是阴阳二气，二者有相似之处。
朱熹的这种宇宙形成理论与笛卡尔的宇宙旋涡理论有某种相似之处，不同在于朱熹以地球为旋涡的中心，而笛卡尔以太阳为旋涡的中心。
但朱熹比笛卡尔早了六百多年。
朱熹企图用离心力来解释天地的空间结构的形成，就当代科学来看，这种解释当然不对。大尺度的气态物质的弥漫和分化，主要是各部分的运动速度不同造成的，并非离心力的缘故。但在当时，朱熹的观点毕竟对驳斥盖天说的错误观念起了作用。在他看来，天之运行有一个“枢轴”，不过“其运转者，亦无形质，但如劲风之旋。＂这里是宣夜说的观点，但还是比较新颖和贴切的解释。
基于气而用离心力来解释宇宙的形成，只是就无极而太极的一次生成而言。
朱熹还根据邵雍的循环思想提出了宇宙就是太极生火、明暗交替的无尽循环思想，这与现代宇宙论周期循坏假说基本一致。
朱熹理学被译为“Li Truth”，笛卡尔则将“Li”去掉，改称耶稣神学，永恒真理 (Eternal Truth)。
笛卡尔认为，一切皆是由神自由创造，故其为永恒真理。
而神所创造的永恒真理，包括逻辑、数学、善性，以及“心和物的本体”（essence of mind and matter）。
耶神创造了人类之心，同时为人类之心配备了与真理相适应的内在观念。
不过，神自己的本体例外，至于它的存在与完善，没有对人类说明，故而无法得知、无法弄清。
笛卡尔的宗教信仰在学术圈中一直被严格地争论着。他声称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天主教）徒，其“沉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
笛卡尔还认为，格物致知的“知” (翻译为intellect)共分为三类：
- 真知 Pure intellect
- 想象 Imagination
- 感觉 Sense preception
真知（Pure intellect）不依赖人的大脑与肉身；而想象（Imagination）和感觉（Sense preception），则需要记忆等前置条件。
至于，华夏的“心意”，将之拆分开来后，“心“为思想本体，“意”有五种：好、恶、相信、不相信、犹豫不决。
笛卡尔将“知行合一”理解和阐述为：思想本是良知，良知本是思想，良知是思想的标志。
他阐述的实理 (Nature of reality)，即真实物质的性质，则是“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
……
然而，由于近代的落后，导致后人的认识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偏差。就连思想家梁启超都曾对笛卡尔极其推崇，盛赞道：
“自笛卡尔兴 , 始一洗学界之奴性 , 而使人内返本心 , 复其固有之自由。笛氏之功不在大禹之下也。”
敢问，笛卡尔一介神父，何德何能，居然能与大禹并立？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何星亮于2017年曾特别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的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照搬西方理论与方法。这种现象在不少学科较为普遍，以西方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以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现象，个别人甚至在没有完全理解西方理论的情况下生搬硬套。
二是照搬西方的教科书。目前个别大学、个别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材照搬西方教科书的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国际性的学科更为严重。
三是刻意模仿西方的文风和表述方式。少数学者不仅理论和方法照搬，而且套用西方的体例、结构和表述方式，甚至连句子也模仿西方的长句，完全没有一点中国传统的文风，有的甚至生造许多中国人不理解的词语，造不合中文语法的句子。
四是爱赶时髦，喜欢跟风。西方学术界一旦提出一种理论或方法，不进行分析和研究，不管是否具有科学性或普遍性，便纷纷仿效，全盘套用。
五是以西方学术标准来评价国内的研究成果。个别学者视西方的学术标准为“真理”和“科学”，非西方便是“非真理”、“非科学”。个别人评价研究成果“言必称西方”，以西方的理论、模型或方法为标准进行评价，西方人没有提出过的理论或方法便不予承认。另外，少数单位以外国学者的评价为主要标准，外国人说好便得到承认，中国人说好则得不到到承认。
时至今日，难道还要浑浑噩噩，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以讹传讹下去，祸害子孙后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