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臣子，就是用好了两个权柄而已。两个权柄就是刑罚和德赏。
这一点后面我们在详细论述。我们学习韩非子华夏管理学，首先要建立一个思维模型。对于组织而言，不论规模大小，不论所处的时代，其架构都是同构的。对于一个领袖级人物来说，治身如一身之君，治家如一家之君，治企如一企之君，治国如一国之君。有了这个思维模型，在讲解韩非子时，我们就可以于显示生活，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相对应。接下来，我们就根据《韩非子》精选部分原文，来理解法、术、势相结合的奥妙所在。
1、法
法，对应现代管理学，其实就是组织的制度和奖惩。在韩非看来，“法”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管理者给予被管理者的规定。告诉所有人，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做了能得到奖赏，哪些做了会受到惩罚。
西方管理学则一直宣扬制度论。把领导者的功能大大的弱化。认为只要有一套好的制度，组织和企业就能自然而然的，按照既定的制度发展。这套理论在我们现在看来，基本已经不太完善了。
对于立法要遵从几个大原则。
一、保证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与唯一性。
二、重刑少赏。
三、要适应时势的需要。
四、力求详明且“易见”“易知”“易为”。
五、执法要一视同仁，不避亲贵。还要“信赏必罚”。
这里对于第二、四点，这里要详细讲一下：重刑少赏
对于现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重刑少赏还适合吗？不好意思，照样适合。韩非子是这么讲的。
“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
对于普通人的一生，财用充足后往往开始懒惰不想出力，统治者一旦管理不严，就会出现胡作非为的现象。
“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明君懂得这些，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对子女厚爱，子女多数不好，是因为宠爱的结果；父亲不偏爱，常用体罚，子女多数很好，是因为严厉的结果。
“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
明君治理国家，多设监察，重罚罪犯，使民众由于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对子女的爱，往往要多倍于父亲，然而父亲的命令在子女那里得到实施，却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过分慈爱，然而对于民众发号施令，得到实施万倍于父亲。母亲宠爱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运用刑罚的威严，命令就能让人服从。采用威严还是仁爱，哪个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决断了。
韩非子不断的强调慈不养兵的道理，顺便也教给我们一些齐家育子之道。现在我们所提倡的快乐教育、赞美教育；快乐工作，本质上都是不用动脑筋的傻子管理。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则上利。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加重刑罚，减少奖赏，这其实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其实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爵位利禄出自一个人一个途径，那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人两个途径，那么国家军队就只有一半会听命于君主；爵位利禄出自十个人十个途径，那么民众就不会守护自己的君主，国家的安全就难保了。用严厉的刑法让民众明白法制；用法制去驱使人，对国家则有最好的利益。执行刑法，对轻罪用重刑，这样轻罪就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这就叫用刑法去掉刑法。犯重罪而用轻刑，刑罚轻了，犯法的事情就容易发生，这就叫做用刑罚招致刑罚，这样的国家必定会慢慢变弱。
关于利出一孔，华为任正非曾在华为内部多次提到，而且高度赞扬华为利出一孔比任何企业都做得好。很多上市企业在这一点就违反了利出一孔的原则，当企业管理者除了在企业领取奖励报酬外，还能够从股市套利的时候，企业往往就开始走向下坡路了。
“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
法治之道，开始艰苦但能获得长期利益；仁治之道，暂时快乐但长期如此必会处于困境。
韩非子的重刑少赏管理之法，估计也正中现在很多吝啬的管理者下怀。又能提高效率，又能节省成本嘛。其实不然。
“明主之所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臣子，就是用好了两个权柄而已。两个权柄就是刑罚和德赏。
刑德要并用，只是刑的权重，要高于赏。其实相比较而言，在组织管理中，重赏则更为简单粗暴。重刑少赏反而十分考验智慧。重和少的度，怎么把握，这可是需要领袖级领导人所能掌握的。这个计划在下一期课程中再详细阐述。
过度使用刑罚，会不会太不人性化了？也留不住人才吧。韩非子这里又讲：
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
刑罚严峻，民众就会安宁；奖赏太滥，奸邪行为就会滋生。所以治理民众，刑罚严峻是治理国家的首要选择；奖赏太滥，是治理国家混乱的本源。
圣人之治民，度之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
圣人治理民众，是要衡量民生之根本，不是一味的去满足人民的欲望，只期望有利于民众。所以用刑罚管理民众，并不是不爱他们，而是一种根本性的大爱。
“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此则可谓伤民矣！”
所谓轻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给予的惩罚轻。人们向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奸邪制止不了。要是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等于给民众设置了陷阱。因此，轻刑正如会使民众不经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导致国家混乱，就是为民众设置陷阱，这才叫伤害民众啊！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不可谓不严。上至皇族太子，下至黎明百姓，被严苛刑法惩罚的比比皆是。可纵观对比一下发现，国富民强，权贵阶段得到抑制。百姓移风易俗，夜不闭户，人人皆可因功获爵。虽有少数好人因为连坐、株连之法，无罪受罚。但绝大多数奸邪之事都得到了抑制。受损最大的是门阀士族和那些坏人，受益最大的是百姓庶民和那些好人。六国百姓争相皆投奔强秦。六国士人皆向往到秦国一展鸿鹄之志。所以前面提出的，不人性化，留不住人才的顾虑皆可打消。
有些人估计还是会反对，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人都是有良心的，得到重赏必然也知恩图报。韩非子这么回答的：
“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
所以夏桀贵为天子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富有四海而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宝。做君主的纵然使民众富足，但不能使他们富足得像天子一样，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为满足；虽满足了民众财富需求，但又怎么能用来作为治国的原则呢？
当然韩非子也并不是排斥所有的重赏。“厚赏，则所欲之得也疾”赏赐重，管理者所想达到的目的也会很快。对于特殊情况，特殊时间，特殊事情，重赏、揭榜方式也是需要。
总结一下：
“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所以，明君治理国家，适时应事以获得财物，评定赋税来调节贫富；厚赏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民众依靠出力得到富裕，依靠功业获得尊贵。因犯罪受到惩罚，因立功获得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是成就帝王大业的治理之道。
重刑少赏，无论治国、治企、治家皆可。
制度和法令的“易见”“易知”“易为”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所谓的法，需要以文字和图画形式，编著在书籍上留存，陈设并执行于各级官府，同时公布到百姓民众，根植于万民心中。
“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君王虽在上层管理上，能够用术整顿吏治，但如果法令得不到滋张，照样会有官吏祸害百姓的忧患。
这就是制度和法令的“易见”“易知”。我们现在的国家和企业，法令不可谓不多，制度不可谓不完善，但能有多少是根植于人民心中，有多少是根植于员工心中呢？恐怕大多都根植于律师和人力资源管理员心中吧。如果按照韩非子的思路，律师这个职业不应当出现。出现了就证明，法制定的太过繁杂，不“易见”不“易知”。
思考几个问题：刑重而必、任法不任智、告奸、连坐等法令的好坏？
现代的法律就理解不了古代株连之刑。以妇人之仁认为古人太过残忍。株连往往针对的是谋逆之人，动摇的是国家领袖的核心权威，动摇的是天命所系。造成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生活的动荡。所以要被株连，让其家族斩草除根。
告奸、连坐呢？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首要的任务。然而对于那些不易察觉的奸邪行为，如何进行去除？务必让民众自己相互监督。怎么样能够让民众自己相互监督呢？用同里犯罪连坐的刑罚（一里五十户，同里有罪，相连受罚）。
现在我们在想想，为什么我们身边很多贪赃枉法之人，屡禁不止且肆无忌惮？为什么很多举报人会遭到打击报复，且被人说成多管闲事？为什么那么多中层和基层干部能够欺上瞒下，却能获得高位厚禄？韩非子和商鞅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株连、告奸、连坐等制度，如何在企业管理里转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