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已经跌到了谷底，在此期间，出现比较极端的全盘西化思想实属正常。传教士们一石二鸟，企图通过文化下手，改变中国文字和思想，所以推动汉字拉丁化、字母化是重要的一个谋划。
民国时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对传教士们深耕的目的认识不清，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泰斗们，还有茅盾、瞿秋白、丁玲等现代著名作家，都非常赞成将汉字废弃，全部变成罗马字母拼写。
以章太炎为首的国粹派学者，主张自古迄今汉语与汉字之间不可裂的独特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正是被“汉字革命”阵营所忽视的。那些对“世界语”的批驳，也奠定了维护汉字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述的基调，其间蕴含着值得今人借鉴的思想价值。
钱穆曾相继发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化》等长文，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汉字做了最为虔诚的辩护。
他历数汉字优越于拼音文字的地方，指出能“兼具形声之长”是汉字最大的优点。除此之外，钱穆还认为汉字具有“以旧话而构新名，语字不增，义蕴日富”的特点，表现为能以干余常用字构造上万之新鲜组合词，不仅简明远超乎“谐声文字”，且在翻译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术语的时候，也毫无＂困难扦格”。
由此，钱穆断定：＂此则中国文化绵历之久，镕凝之广，所以其有赖于文字者为独深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世禄在继承高本汉观点的基础上，作了更为扎实的论证，并发表了《中国新文字问题》《汉字拉丁化批判》《汉字简化运动》等文章。
他明确反对西方近代语言学的“进化论”，认为民族语言并无高下优劣之别，只是顺应民族历史的演化而造就出了各种语言特性。
1935年12月，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联名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
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强化汉字文化认同和大一统功能的言论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废除汉字的呼声暂时弱了下去，拉丁化运动转向低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为了使汉字便于使用，吴玉章组织领导了简化汉字的工作。
受新文化运动文字拉丁化革命的影响，汉字拉丁化(又称“拉丁化中国字”、“拉丁化新文字”)仍在语言学界、文学界掀起波澜，甚至一度影响到了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最初的目标是尝试层层递进改革现有汉字，如若成功，最终走向也会成为韩国字一样的表音文字。
上世纪50年代初，方言文学讨论会上，语言学家提出各地方言只是“表面形态上音韵系统的差别”，这与国语运动时期赵元任等语言学家的结论是一致的，最终为各方所接受。
宁波日报转载的《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1950年3月16日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正式通过了在全国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决议，保留“普通话”概念，将方言重新还原为纯粹的地方性语言。
1956年，官方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并最终制定出了一个《简化字总表》。
1964年《简化字总表》发表，收字2274个，随后向全国推广。该方案最终得以成功贯彻并实施。
简化汉字有了初步的成功，立刻便有人试图趁热打铁，继续推进第二步计划。
1977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即二简字）。但没有料到的是，二简字推出后饱受争议。
这套简化方案非常生硬，把一些不应该简化的字都简化了，并且由于字体简化过头，有强行生造之嫌，导致汉字失去了原本具有的结构意义，社会上使用“二简字”造成了极大混乱。
且来看看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发展历史。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等人为委员。
2007年8月《文史博览》上发表了《“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一篇专访，作者余玮。同年10月31日，周有光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新华社在报道时再度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
原来，汉语拼音之父是出生在江苏常州的周有光先生（1906-2017，享年112岁）。看来，周先生的功劳最大。
根据1975年进入文改委工作的陈效师先生阐述的事实，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最终制定者虽为叶籁士、陆志韦和周有光，但另两人均有兼职，专业研究者只有周有光一人，当时成果皆称集体，不及个人，致周有光的贡献被忽略。陈先生认为，称周有光为“汉语拼音之父”并无不妥。
周有光早年研读经济学，50岁时“半路出家”，转攻语言学，并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不过，周先生为人很低调，其子周晓平（周小平）曾表示：“父亲最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他（指周有光）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他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
根据《周有光百岁口述》和北京晚报《周有光为何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一文，再来看看周先生的生平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