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学者乔治·斯特拉诺直言不讳地指出：
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完全是假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文学教授罗伯特·牛顿则谴责道：
“托勒密不是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他是科学史上的最成功的欺诈（He is the most successful fraud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天文学大成》是公然伪造，使用假的数据来证明其模型；它对天文学的伤害超过其他任何一本邪书，如果它从未存在，那倒更好！”
有国外学者研究考证，发现《天文学大成》的问世时间，应该是在17世纪早期（the early XVII century）。而现在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本书最大的可能是在19世纪被改写的。
至于后来的哥白尼，此前已经发文说过了，这里只顺便提一句关于“老人星”的抄袭：
南部天空一颗光度较亮的二等星。古人认为它象征长寿，故又名“寿星”。
《史记·天官书》云：
“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
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
“老人一星，在孤南，一曰南极，为人主占寿命延长之应。常以秋分之曙见于景,春分之夕见于丁。”
明白了老人星为何物，再来看《旧唐书》：
“海南…望老人星殊高，环星粲然，图所不载。”
唐朝李洞 《终南山二十韵》：
“明时献君寿，不假老人星。”
元朝《蓝采和》第二折：
“斟一杯长寿酒，掛一幅老人星，来贺长生。”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年2月19日－1543年5月24日）：
“意大利看不到老人星，埃及能看到。”
哟，哥白尼怎么不用西方的名称，也称“老人星”啊？
实际上，根据董并生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古典历史”辨伪》第456-458页，山西人民出版2015年6月第1版），以及林鹏《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的序言《略论中学西被》（“西历”的来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可知，
哥白尼所谓的“日心说”理论脱胎于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
内容：哥白尼“日心说”抄袭雷乔蒙塔纳斯的著作；而雷乔蒙塔纳斯的知识来源为元朝的《授时历》。
时间：1504年
地点：意大利的波隆那[意大利城市，位于北部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也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罗马涅的首府。]
事件：哥白尼获得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天文学概要》
来历：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概要》抄袭了郑和的《星历表》
源头：郑和的《星历表》以郭守敬的《授时历》为基础
现代人类文明与社会的基石就是天文学，我们天天要看的时间，也是来源于天文学。笔者在拙作《昆羽继圣》之一“缘起金乌”中通过天文院的事件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世界天文学史，唯有华夏一处真源。
加利福尼亚大学特刊《哈雷和他的彗星》中写道：
“据说，彗星观察起源于巴比伦，再传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欧美的科普文学频繁地引用巴比伦彗星，它被设定为公元前1140年；然而，这是根据19世纪不靠谱的“考古成果”——楔形文字——来解释的。
实际上，所有的相关学者都是按照自己的偏见来阐述的。
虽然一些“古代”希腊—罗马的书中提到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彗星，但是，根本找不到明确的参考资料。
打消对古代中东有关彗星传奇的模糊猜测，除了中国的资料来源之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公元前7世纪以前的彗星记载！……
对于这项工作，中国史志所包含的天文观察数据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是根据中国资料和数据来虚构‘天文学史’的！”
意大利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年）揭露道：
“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天文学及其黄道与星座，都是来自中国。”
哈盖尔因此感叹道：
“太多抄袭中国的（so many plagiarisms from China）！”
175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荣誉会员，以表彰他把大量且系统的中国科技资料、尤其是天文资料带回西方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根据李约瑟的记述：
宋君荣出生于1689年，1723年成为耶稣会士……在巴黎天文台受过良好的训练，然后被派往中国；他所从事的任务可谓艰苦卓绝和极为重要，获得了几乎完美的中国知识，尽最大可能地收集天文学资料……
而发明家詹姆斯·林赛则揭露：
西方获得中国天文学资料这件事，非常感激耶稣会士；而提供资料的，除了宋君荣之外，还有：
- 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字觉斯，意大利人；
-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比利时传教士；
- 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法国人，1692年9月8日进入耶稣会；
- 钱德明（Joseph Maria Amiot，1718-1793），法国人，深受乾隆信任，最后一任耶稣会长；
其中，殷铎泽和柏应理二人还汇总了“中国科学”（Scientia Sinensis）。
生民无疆指出，欧洲人大量采购和盗窃华夏书籍，运到欧洲后，日积月累之下终于引发了：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典型特征：大师们言必称中国；不谈中国的文章，不算学术著作，因为作者没见识。例如，他们照抄中国的典籍来编写各种各样的百科全书，对世间万物的认识，皆冠之以“阴”、“阳”来定性，处处模仿和学习东方大国。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曾经翻译过一本书，狄德罗的《百科全书》
在该书中，西人宣称不科学的阴阳，被频繁使用。
由于理解上的问题，连这些都分阴、阳，可见当时是有多么狂热。
当他们剽窃了无数的华夏典籍后，却反过来宣称：科技知识是传教士带入中国的，为中国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里隐含的背景便是力量的此消彼长。
西人号称为中国带来7000本科学书籍，这所谓的“七千部西书入华”的调调出自哪里？
喏，就是这儿
然而，彼时的西方是个什么场景？
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写道：
“到1550年，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
“至于法国，到15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伏尔泰说：“整个欧洲直至16世纪以前，一直处于这种腐化堕落状态中，只是经历了可怕的动乱，才得到解脱。”
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在《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中描述的英国所谓的顶级贵族是这样的：
“1665年（康熙四年），查理二世的朝臣（即英国顶级贵族）逃离伦敦大鼠疫，到牛津大学避难。他们直到第二年初才返回伦敦，离开时在每个角落——烟囱、书房、煤房、地窖——留下粪～便。
同年，塞缪尔・配皮斯某晚投宿于一处陌生人家，发现侍女忘记提供室内夜壶，这时他并未点蜡烛到厕所去，而只将粪～便拉到火炉里——还拉了两次。”
根据劳伦斯・斯通的描述，当时的伦敦是这样的：
“1742年（乾隆七年），约翰逊博士（就是那个1755年出版《约翰逊字典》的人）将伦敦描写成‘堆满一堆堆脏东西、连野蛮人看了都要瞠目结舌’的城市。
有众多证据显示，确实有相当大量的人粪‘在晚上被丢到街上，当时居民都关紧门户’。人粪然后又被堆积在附近的公路和沟渠，以致进出伦敦城的人‘都被迫停止呼吸，以避免吸入粪便所引起的恶臭’。”
敢问，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能够有充足的文明条件向中国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