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中国在他的脑海中，潜意识里就是印度。
1338-1353年，意大利人约翰·马黎诺里在教皇派遣之下率领使团抵达中国，他称中国北方为契丹，称中国南方为蛮子，又称“蛮子”为“最大印度”。
根据文献史料，当时的欧洲人称呼中国的名称多多，不仅包括“上印度”、“最大印度”等名号，有时也称中国为“东印度”、“西印度”等。
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47页写道：
“根据蒙田的判断，在16世纪末左右，最具有远见卓识的人都看到了中国的重要地位。但在这种关注中，……确实远不如对像发现印度——西印度（中国）那更要震动人心的事受人重视。”（第47页）
为什么说“东印度”有时也是指代中国呢？
根据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第2卷的考证，在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地理概念中，“印度”一名正是用来指称中国的。西方人称呼中国为“印度”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朝思暮想、苦苦追寻的天堂，苦苦寻觅的“印度”，其实就是中国（明朝）。当时，无论是“东印度”，还是“西印度”，起初都是指代中国。
自从欧洲人知道许多精美的贸易商品源自东方后，一直想越过二道贩子阿拉伯人，与东方直接从事交易。
可是，精明的阿拉伯商人在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又怎么会轻易把中国的信息泄露给西人呢？
无论西人怎么问，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阿拉伯人肯定都会用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来打发他们：“这些精美的商品是从哪儿来的？呃……‘印度’。
随着贸易地不断扩大，经年累月，“印度”就成了一个高频词，“印度”也因此声名远播，西人信以为真，最后将船驶向东方，终于发现了上印度的蛮子省、南印度的广东。
而彼时的印度，尚未统一，大大小小有着数十甚至上百个小国，当达迦马发现新航线前往马六甲、并途经印度次大陆时，他将其称为“小阿拉伯半岛”。
故此，西方典籍中记载的印度，其实就是指中国。印度数字（阿拉伯数字）就是中国数字，西方典籍所记载的印度文明，便是华夏文明。
1492年10月，哥伦布到达南美洲，但是哥伦布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意大利人Amerigo于耶元1501年首航至南美洲不久后宣布，此处并非亚洲的印度，而是一片“新大陆”。他们回到欧洲以后，Amerigo的《航海日志》被法国的洛林公爵（Duke of Lorraine）买走，后者命令修道士马丁·维尔德西姆勒（Martin Waldseemuller）根据这本《航海日志》画出新的世界地图。
马丁·维尔德西姆勒将世界地图切割成三角形，以三角形为单位，将原本球状的地球分割，以便绘制地图。
其后，经过拼接，马丁·维尔德西姆勒绘制成以下这幅地图。该地图又被称为瓦尔德泽米勒（Waldseemuller）地图，原本于1507年4月出版。
不过，该地图据说后来长期失传，一直到神父约瑟夫·费舍尔于1901年在瓦尔特一个城堡的图书馆意外发现了地图原本，才重新现世。2003年5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以1000万美元购得此图，将其放置在图书馆入口处的大厅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将瓦尔德泽米勒所作地图列入世界历史文献遗产。
好了，介绍完这幅地图的背景，我们来看看此图上对中国的标注。
根据程碧波教授的考证，此图明确将中国标为了印度，并且把华北地区称为上印度（India superior）、把华南地区称为南印度（India meri donalis）。
而在上印度和南印度之间，标注的是“Cyamba Provincia Magna”。“Cyamba”就是“大中原坝”（“C”按传教士音为[z]），“Magna”为拉丁语，意即“巨大的，伟大的”。
注意，上印度之左下位置，标注着Thebet Provin（吐蕃，即西藏）。
而黄河则被标注为“山东河（fulicaudom）”。
最令人意外的是，整个中国地区，上、下、左、中，以及右下角位置，一共出现了五个十字架。
与此同时，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甚至是中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地方，均为十字架标志。
原来，“十”字最早为中国甲骨文“亚”字，表示聚居处所和祭坛。
在西藏的原始苯教和后来的佛教中，十字金刚杵由四个带有莲花座的金刚杵组成，四个金刚杵的杵头从中心点向四大方位散射，象征着绝对的定力。在对须弥山进行宇宙学的描述中，巨大的十字金刚杵承托着物质宇宙或横在其下面。
同样，在描述坛城时，巨大的十字金刚杵是坛城宫不可撼动的支撑物或地基。
通常而言，还会在“十”字四角，缀上四个小“卐”字符。而万字符并不是原始苯教或佛教发明，它来源华夏先民的天文观测。
坐北朝南
所以，所谓“十字架”的原始天文含义在这里。
下图中有一个地点，标注了“lama”，程碧波教授认为应是“喇嘛”标记，因为“lama”的全文为“blama”。其中，“ma”的含义为：“对待一切众生犹如母亲呵护自己的孩子一般慈悲，是慈悲至高无上的意思”。
显然，这就是汉语“妈”。
“blama”喇嘛，是对喇嘛教僧侣之尊称，为长老、上座、高僧之称号。唐三藏就被尊称为“Tangsang blama”。
“bla”就是前述“班佛”之“班”，也即“ban”。由于拼音文字拼读时对音节的划分混淆，所以“ban”被读为“ba”和“n”，即为“bla”。是故，“喇嘛”本应是“班妈”，表示有大智慧而慈悲如母亲的长老。
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与演进中，“blama”又被后人拼读为“波罗蜜”、“婆罗门”。
有意思的是，经过程碧波教授等学者的考证，发现“Ptolemy（托勒密）”居然与此相关，来源于此，而所谓的金字塔恰恰正是波罗蜜塔“Pyramid”。
前两天，无意间刷到一则视频，是某科技大V在为金字塔背书，声称金字塔是真货，俄罗斯科学家胡说，而他面对诸多质疑，却一个证据都没有列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俄罗斯科学家还质疑中国的长城，所以，这位科学家说的内容完全不可信。
笔者当时颇为惊讶，因为俄罗斯科学家说的金字塔的事情，是有大量证据的，并且还有世界排名前三的两位材料学家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为证，而质疑中国的长城却缺乏相关证据，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论点和论题，怎么能混为一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