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周有光逃到四川，1941年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抗战后他被新华银行派到美国。
据周有光回忆，在美期间，“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
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便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美国人的工作效率给周有光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日本曾派个调查团到美国，完成了一个很厚的报告，结论是：1个美国人抵得过15个日本人。
1949年后，周有光回到大陆，除了爱国情怀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
周有光一边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边在新华银行当秘书长，此外还担任人民银行上海区行第二业务处处长，“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
1952年5月，周有光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正式出版，一年之间竟翻了4版。1954年，周又出版了科普类的书籍《字母的故事》。
【汉语拼音方案原是为替代汉字】
1955年，周总理点名要周有光去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任文改会下属的拼音方案委员会组长，文改会另有一小组，但不对外挂牌，专门负责简化字。
重用周有光，因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等学者分属各单位，“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
此外，语言学者钻故纸堆的多，研究字母的少，不如周有光这样的“外行”好用。周有光曾说：王国维很有学问，可他的学问有多少是能应用的？
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工作原本目标是取代汉语，但据胡乔木说是“文字改革”。
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
斯大林曾对郭沫若说：“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
郭沫若回答道：“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
早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曾推广过拉丁化“新文字”，吴玉章为主要领导者，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宣布新文字与汉字具有同等法律地位，1944年暂停。
在拼音委员会中，负责起草方案的是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
叶籁士是语言学家，曾任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1954年调至中央宣传部，后在文改委任秘书长，行政工作繁忙。陆志韦是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还是诗人、语言学家，40岁时便代理燕京大学校长，1952年遭错误批判，陆平时教学工作繁忙，此外还在语言所从事研究工作。
周有光曾说：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是三个人，只是我干的多一点罢了。
对于汉语拼音方案，当时最受批评的是j、q、x，因与外文发音不尽相同，有人对周有光说：我姓邱，我以后岂不成了阿Q先生了？
周有光开玩笑说：你不要怕，英文里面的皇后（Queen）也是以Q开头的。
因毛泽东反对，传统汉字并未废除，汉语拼音方案只起辅助作用。
1995年，季羡林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
周有光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轮流坐庄”是把东西方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有违历史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的观点。
2009年，季羡林先生提出：“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周有光反驳说：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简化汉字有弊有利，但利多于弊，周有光曾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中，哪种用得最多，结果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中文加起来才1%，这和英文怎么竞争呢？周有光认为汉字简化还不够，只有更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但目前要先稳定下来。
周有光曾说：“人家把他（指季羡林）放在语言文字界里，他不懂语言文字学，写的书都莫名其妙，讲了许多错误的话，连我的学生都写文章批评他。”
不过，周有光同时也表示：季羡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他的《牛棚杂忆》也写得好，我们只是学术观点有不同。
年老时，周有光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回忆自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经历。彼时，他每天要读英文报刊，并且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今天的消息哪一条最重要？’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
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是查百科全书。”
这种英美式的读书方法，使他获益良多。
有鉴于此，沈从文送了他一个“周百科”的美称。后来，周有光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不过，令周有光颇感遗憾的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出版已近 30 年，却只卖了不到 20 万部，而日文版在日本刚一出版卖出了 70 多万部。
在花旗国时，周有光还与爱因斯坦有过交集，聊过两次。
周有光回忆口述：“在美国的时候，我的上司，也是我的朋友叫何廉。他告诉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很愿意与人聊天，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说愿意喽！我们不住在一个地方，我就过去找爱因斯坦。我们一共聊过两次，他的学问我不懂，我的行业他也不懂。所以，我们两人的聊天，就是普通聊天，不是学术聊天，所以内容我都忘掉了。后来我的小辈听说我的这个经历，问我怎么没有提及过，我说，‘你们觉得重要，可我觉得一点也不重要，当然没必要提了。’ 不过话说回来，爱因斯坦这个人对人很友善，讲话很随便，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一点架子都没有。”
不知诸位看了有何感想？笔者是有些感想的。
1977年12月20日，二简字仓促出台，在社会上引起混乱，次年4月、7月，教育部和中宣部分别发出通知，停止试用，但推出此举的文改委却拖拖拉拉，一直拖到八年之后，拖到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后，才正式明令废止，态度不可谓不消极。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试用，在付出了混乱的代价后，人们终于发现中国并不适合使用拼音文字，因为汉语中有太多的同音字和同音词（比如，＂攻击”和“公鸡”)，这些同音词只能用汉字来区分。
正因为如此，表音的拼音文字只能作为汉字的辅助音标，不能取代汉字的书写。
1986年6月，国务院宣布“二简字”停止使用。然而二简字在很长时间，仍为消亡，偶尔会出现在各种非正式的场合。
其实，作为全世界唯一的三维文字，汉字是有很多优点的：
百年来，把自身的落后归罪于文字的落后，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
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当人们认识到蕴藏在汉字中的智慧与奥秘后，英国科技发明报导专家在1987年宣布：下一代声控计算机的第一语言是汉语，他相信人类总有一天都要学习汉语。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宫崎骏曾经膜拜的高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4年推出的一个作品吧，网友皆将之成为寓教于乐的典范。
这是一个父亲通过讲解象形文字，来说明中国文字起源的故事。
故事很简单，却十分有趣，而且令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
一幅简单的山水画，有日、有山、有水
木，双木成林
树枝上立着两只鸟。木与林多了，就成了森林。
森林旁边，来了一只大象
这是什么字？估计你已经猜到了，竹子的竹
一匹马，后面跟着一个马夫
马夫蓄势待发，纵身一跃，飞身上马
策马前行
经过一片竹林
从农民伯伯的田间飞驰而过
风驰电掣般到了树林边
前面有河拦住去路，马儿一个急刹，马夫不慎摔落下马，起来时，马儿跑了。两只鸟儿飞来，在马夫头顶盘旋
要如何过河呢？
马夫取出刀来砍伐树木（刀字出现了）
马夫利用砍伐的木材造了一条“舟”（舟字出现了）
马夫乘舟出行
原来，河中有鱼。马夫变成渔夫，用“网”开始捕鱼（网字出现了）
这样的作品，用于启蒙阶段孩子识字如何？
谁说汉字不如拉丁字母？
只是，当年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早已不复当年盛景，像这样优秀的作品近年来鲜有问世。
38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做出这样寓意深刻、栩栩如生、打动人心的作品吗？我把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也费尽心力植入《昆羽继圣》四部曲中去了，会有人接棒，继续推动这个梦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