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是，小刀会起义时，这种汉语夹杂字母的方式还成了联络密码。
传教士最初也想自己单干，还能省点钱，他们不是没试过，自家就有印刷机，结果呢？失败了。
对此，王韬就曾表示：
“那书，他读过，用来盖坛子、糊窗子还算高抬了它，就配扔到茅坑里！”
看到了吗，连王韬都对传教士的书如此鄙夷，可见他们的真实水平。
但即便如此，1856年9月10日，麦都思离任回国，从上海登船启程时，王韬仍旧以诗送别：
“知己生平首数公，海邦物望最为崇。从公欲作褰裳想，海云黯黯水舒舒。”
啧啧，真实好知己，好知己啊。
……
墨海书馆出版业务在1860年以后趋于萎缩，其原因有三：
其一，早期中坚人物麦都思在1856年回国探亲，翌年去世，使书馆业务遭受沉重打击；
其二，书馆另一重要人物伟烈亚力在1860年离职他去；
其三，美国长老会的美华书馆自1860年从宁波迁来上海，其设备精良，技术先进，明显优于墨海书馆。
因此，墨海书馆的出版活动逐渐被取代，直到1877年7、8月间才真正停业。
上海出版最早的城市年鉴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 中记录的墨海书馆基本情况，当时的负责人是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73年10月14日《申报》刊登的墨海书馆出售《中西见闻录》（The Peking Magazine）新书的告示。对于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从这则消息来推断，19世纪70年代初期该机构仍在运营
不过，墨海书馆这些人并未因此失业，而是很快就被安排转往了另一重要的地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继续从事相关的未竟业务。
19世纪末，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已约有800人，教徒从1860年的40万人发展到约70万人。
以江南地区为例，1860年有传教士共约50人，传教据点400余处，教徒7.7万人；到19世纪末，这一地区的传教士增至170人，传教据点增至1000处，教徒约有12万人。
基督新教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
与天主教不同的是，新教的传教据点先是由通商口岸扩及各地城镇，后来才逐渐传入乡村。据1877年的统计，新教传教士共有473人，差会总堂91个，支堂511个，正式教堂312个，教徒13035人。
据另一统计，1860年新教传教士约有100余人，教徒约2000人；到19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1500人，其中英国传教士占50%，美国传教士占40%，其余10%则来自西欧和北欧，教徒增至约8万人。其中内地会的组织发展最迅速，传教区域最广泛。
对于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来说，教会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更是不可低估。教会通过出版书籍、创办报刊和兴办教会学校，用“文字播道”的方式实施西方的“文化霸权”。
李提摩太宣称：只要控制住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
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除了1843年伦敦会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设立的华花耶经书房（1860年迁至上海，更名“美华书馆”）外，后来还有1877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成立的广学会、1877年丁韪良等人创办的益智书会。
这些传教士极力鼓吹“为着基督教的利益而来办教育”，力图“培养一批受过基督教教义和自然科学教育熏陶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阶层”。
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表面干着光辉的教育事业，实际却行殖民主义之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进行侵略、渗透和影响，以达到“基督教征服世界”的目的。
墨海书馆，墨有书香，但墨是臭的，也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