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得好，可评价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只看人口数量，主要看的是综合国力，对不对？
满清人口的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康熙提出的新规定，即以康熙五十年的成丁数量为标准，超出的成丁将不用在承担额外的丁役。这让很多百姓不再担心会因为人口增加而出现赋税的增加，所以不再对地方虚报或者瞒报人口。
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至明末的水平。
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同时期，欧洲占62%，中国已经被远远甩到了后面。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
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却不到市价的六分之一，近于明抢。
清廷下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至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
明末清初，唐甄对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有过这样的概括：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
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在《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
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
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
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
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日本学者的研究显示，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便开始一路下滑。
明朝时，由于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松江是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一度誉为“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
然而，到了清代，松江棉纺织业却开始退步。
叶梦珠在《阅世编》写道：
“（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
“（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原本，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铁产量达到北宋产量的两倍半，棉布也取代了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工业产量更是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
可是，清初大量屠戮人口造成的恶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显现，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经济损失，而满清统治者囿于智识与眼界，可能根本就未曾考虑过这一点。
从明清的经济规模来对比，就会发现清朝只是一个弱化版的残破明朝，就耕地面积而言，康乾盛世仅有741万顷，尚未追上崇祯年间的784万顷；GDP总量也从45%下降至30%，工业产量也未超过明朝。
由于耕地面积不够，人口又大幅增长，导致僧多粥少，百姓经常挨饿，食不果腹。
秦汉人均粮食大概在985斤，隋唐达到了988斤，明朝则是1192斤，而清朝只780斤左右，再抛去其中一些用来喂养家禽牲畜的粮食，可供食用的就更少了。纵使某些地方有了引进的甘薯，也并未解决大问题。
明末时，西方传教士还盛赞中国物产丰富，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并称明人衣饰华美、风度翩翩。
然而，乾隆朝时，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却在出使日记中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详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
此外，马戛尔尼还写道：
“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
“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
“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那些被官府征用过来的百姓“都如此消瘦”，并接到使团剩下的残羹剩饭都千恩万谢，用过的茶叶也是争先恐后的抢夺，用来泡水喝。
根据乾隆年间访清英国使团成员的记载，在清朝随处可见衣衫的百姓，他们往往骨瘦如柴，皮肤黝黑，甚至还随处可见死去的弃婴。
英国作家约翰·巴罗随团访问，将在清朝的所见所闻用非常中肯客观的语言进行了描述，成书《我看乾隆盛世》，这为现代人研究清朝历史，了解清朝盛世真相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在《我看乾隆盛世》书中写道：
“在京城的一处野外，每年都可见上万的弃婴尸体……我曾看见一个死婴，漂流在来往的船只中，而人们却熟视无睹”。
船员之所以对尸体视而不见，是因为他们早已见惯不怪了，这也说明，在当时婴儿的夭折率非常高，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而且，当时穷人一生都会是穷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教育，接触达官显贵，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穷下去，逐渐变得麻木不仁。
书中还记载，当时的乾隆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丰厚的奖励赠给西方的使者团和传教士，然而在清朝大部分地区，很多百姓连饱饭都吃不上。
实际上，康熙年间，几乎平均每一年都发生一次饥荒。
康熙一年，也就是康熙元年，广东吴川大饥。
康熙二年，安徽合肥大饥。
康熙三年，广东揭阳大饥，同年，交河大饥。
康熙四年，曹州大饥、兖州大饥。
康熙六年，应山大饥。
康熙四十三年，泰安大饥荒，百姓无粮可吃，最终人相食。同年肥城、东平大饥荒，城里的树皮都啃光了，还是人相食。同年兖州、登州大饥荒，百姓饿死大半，把草屋给拆了吃。
康熙五十二年，苍梧大饥荒，饿死数千人。
“人相食”（人吃人）的报告在各地地方志中更是高频词汇。康熙帝竟然大言不惭地责怪百姓吃饭太多。
雍正朝和乾隆朝也不少，饥荒频频。
根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的研究：
18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137英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1英镑的剩余，如果换成白银，大约相当于40两。
而同一时期，中国一个中等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可是，农户全年支出平均为35两。
这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