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西方音乐伪史系列文章：
第一篇：律圣朱载堉狂点数学技能，定下世界标准音调：没有我，西方能有标准乐器和乐理？没有我，巴赫能发明钢琴？你们还想听钢琴曲？
第二篇：贾湖骨笛不是笛子，推倒西方音乐伪史需从华夏探源，从贾湖骨龠和天文历法说起，是该为华夏万年音乐史正名了
第三篇：永乐大典的流散与东洋音乐崛起的秘密：耳熟能详的交响乐大师们不仅沾了华夏乐理的光，还从大典乐谱、民间曲谱中受益匪浅
这是本系列的第四篇。
贝多芬的故事要从法国传教士钱德明这个关键人物说起。
法国传教士钱德明（Pere Jean-Jacques Marie Amyot orAmiot, 1718-1793年，一说卒于1794年）来华后居于北京42年，精通满语和汉语。在华期间，他不仅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专著，而且还翻译了不少中文著作，其大量专著和译著都被收入《中华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一书中。
该书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共15卷（一说16卷，1776～1814出版），1776—1791年刊印，前后费时38年，别称甚多，或直译为《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论文集》、《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论丛》、《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又或简称为《北京教士报告》、《中国杂纂》、《中国论丛》。
为方便起见，本文使用简称《中国杂纂》来代指此书。舒伯特临死前突然爆发，仓促间创作大量完美作品，梅毒早期耳聋、晚期痴呆、精神错乱不是事儿，贝多芬、莫扎特、舒曼死于梅毒也全成大师
《中国杂纂》的另一位主编是传教士韩国英。
注意，除了钱德明以外，另外三位法国传教士韩国英、巴多明、汤执中也在坚持向欧洲寄送有关中国植物书简及信息，可谓分工明确。
《中国杂纂》收录了钱德明关于中国音乐的具体论述，为欧洲十八世纪下半期介绍中国的最重要书籍，亦为法国汉学之祖。
钱德明、韩国英等在华传教士收集整理各种资料，翻译后寄至法国，再由法国方面组织人手进行编辑审订。
书中插图包罗万象，有哲学史人物、军事、音乐等各大主题，风格涉及中西风格，以及中西混合风格。书中第九集刊出十二幅精美的《严州水灾重建叙事图》，则完全复制中国版画原型。
《中国杂纂》很珍贵，孔夫子上有孤本十册在出售，价格逆天，标价6000-45000元。国家图书馆有一本典藏，如下：
根据比利时学者钟鸣旦的研究，万历年间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曾经对于华夏乐舞有过富于创造力的阐述和改造，但囿于形势，未能在国家祭典上得以实现，但却引起了耶稣会士法国人钱德明的注意。
钱德明把这批有关朱载堉的舞蹈图示被收录在《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etc. des Chinois 【Paris：Nyon，1780】）一书中，而且将总数超过1400页的朱载堉舞蹈图示的绘本（包括配乐）送到了欧洲。
这对西方音乐、舞蹈和艺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万历年间，皈依天主教的李之藻（1565一1630）利用职务之便，对于文庙祭祀儒家先祖孔子的乐舞进行修订，于1618-1619年辑撰了《泮宫礼乐疏》一书，书中前几章讨论泮宫（即乡校）中的圣祠，对于祭器、祭典上的音乐和颂歌都有记载和讨论，而且记载了三套、每套32个姿势的大夏舞。
然而，更有趣的是，李之藻的《泮宫礼乐疏》中记载的乐舞，又在
1672年，明亡后流亡到日本的儒家学者朱舜水将《泮宫礼乐疏》中记载的乐舞传入岛国，以此作为基本依据，用来为水户藩德川家圀制定祭孔典礼，后来成为日本孔庙祭祀的乐舞。
钱德明著述不少，除了《中国杂纂》外，还有《中国现代音乐》、《中国古今音乐论文集》（1779，1937年重印）等等。
为了音乐打假，相关的诸多文献是必须要阅读的。
在《中国杂纂》有关钱德明的著述部分，可以查到对永乐大典“器乐、乐理”词条的法文翻译
放大后细看
1780年，钱德明将“中国十二律手势助记法”翻译成法文，载于其著作《中国历史、科学与艺术回忆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即后来整合在一起的《中国杂纂》。
钱德明通过“十二律指掌旋宫之图”，在白石道人的俗乐记谱方式的启发下，弄出了“Fa、Ut（即后来的Do）、Sol、Re、La、Mi、Si”这一套西式记谱方式，理一下顺序，就是Ut（Do）、Re、Mi、Fa、Sol（即后来的So）、La、Si”、“1、2、3、4、5、6、7”。
瞧瞧咱们的十二地支掌诀：顺序、数字都是一样的
唐代药王孙思邈（581-682）《千金翼方》第二十九至三十卷题为“禁经”，描述了中国古代的医疗实践。《禁经》的开篇有一节“掌诀法”，这是中医将掌诀用于医疗仪式的最早的文本记录。
最早用来阐释五运六气学说的掌诀，记录在1099年大医学司业刘温舒（生卒不详）进呈宋哲宗的医籍《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中。
1118年，宋代政和年间的医学典籍《政和圣济总录》也记录了有关治疗仪式的掌诀
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本名张介宾，1563-1640）的著作《类经图翼》里有两张指掌图，其所著《妙锦万宝全书》中也有使用掌诀法推衍未来的图例
八卦掌诀图，即八卦指掌图
在钱德明之前，西人从未有依靠人的身体本身来协助记忆的习惯，但从华夏的掌诀中学到了这一招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之推广运用到教堂唱诗班的记谱方法、天主教宗教课程，以及耶稣会冥想练习中。
当他们发现中国的掌诀历史久远，存世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宋代后，他们索性把教堂唱诗班的记谱方法也提前到了12世纪，同时又把宗教课程时间大大提前，以创建自己的源流，完全不顾那时西方没有乐理基础的事实
所谓的五线谱，原型就是华夏的琴弦谱，旁边标注着工尺谱的指法，西人在此基础上把按在琴弦上的指印稍微改一改，方向换一换，就变成了现代的五线谱。
之前在音乐系列2一文中已经说过了，古钢琴原产于中国，在朱载堉完善了十二平均律（更准确地称呼为十二等程律）后，中国的扬琴上因为敲击不方便，就加装了琴键。
利玛窦的画像中就出现了钢琴
再来看看永乐大典“湖”字部的有关研究。
中国十二律与西洋音乐的调式是可以对应起来的。
从永乐大典收录的《角招》字谱分析，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传统工尺谱的“俗乐之谱”。
沿着这个思路，仔细一看，1、3、4、2、7、6、5与俗乐谱的记述方式稍稍一变，形态就十分接近了。
为了研究制作方法，并配图说明，钱德明等传教士曾对华夏传统乐器进行多次拆解，后来在乾隆的授意下，将之改装成了现代钢琴、小提琴的形式，并进行生产，寄回欧洲。
这就是西方音乐发端的真正源头。
有了乐理基础、又有了新式的乐器，连制作说明图都全部给了，还不能发展起来么？
在这一事件中，乾隆的支持对于西方音乐的爆发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西人所绘的乾隆画像
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了达到搬运知识的目的，坚忍不拔地作出努力，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包括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并且几乎人人著书立说（哪怕是聘请写手托名在自己头上），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大作。
许多传教士因此在西方声名鹊起，赢得生前身后名，流芳百世。
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仅仅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研究资料和著作就多达400多册。同时，这些传教士也将通过各种手段收集的大量华夏典籍带回欧洲。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作为礼物赠送给路易十四的图书就有300册。此外，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仅仅他一人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好几千册中国典籍。
由此，可见一斑。
当徐日升、钱德明等传教士把华夏音乐理论著作、收集的实物乐器、乐器制作说明，以及数以万计的曲谱和乐谱被偷运回欧洲后，欧洲便由此爆发了时间长达百年的“中国音乐热”。
一批又一批的音乐人才得以诞生。
可以说，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在西方产生了无法替代的重大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十分深远。
后世所谓的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大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刚开始，这些音乐才子们对于乐理还比较生疏，不太会谱曲，因此，从传教士寄回欧洲的曲谱、乐谱、戏曲中汲取灵感便成为常态。他们蹒跚学步，从大量抄袭和模仿一步步做起。
巴赫的问题此前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佛朗察人虚构的人物，传教士们把抄袭翻译的曲谱和乐谱都挂在了他的名下而已。因为抄袭和翻译的工作颇为耗时，巴赫一个人根本不够用，所以就干脆编造出了一个巴赫家族，多弄几个音乐大师出来。
在西方后世宣传的语境中，贝多芬（1770年-1827年）与莫扎特（1756年-1791年）经常一起出现，同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被描绘成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者，而贝多芬则被誉为革命性地推进了浪漫主义风格的到来。
贝多芬比莫扎特小14岁，可以勉强算是同一时代之人。
很少有人知道，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是公鸡会成员。
一、莫扎特
莫扎特，全名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曾担任奥地利公鸡会的会长，同时也是罗家创办的光明会秘密会员。
如下图所示，1777年，21岁的莫扎特。
他佩戴着教皇颁发的金马刺勋章Orden vom Goldenen Sporne （画像中莫扎特使用了公鸡会的揣手密礼姿势，不过他是28岁时加入公鸡会的）
1784年，奥地利共济会总会Große Landesloge成立，管理45个地区的会所。1784年12月14日，莫扎特加入慈善会所Loge Zur Wohlthätigkeit，成为石匠工会的学徒。会长Otto Heinrich von Gemmingen-Hornberg是他的好朋友，也是光明会成员。
不过，莫扎特常去和睦会所参加集会，因为那里有较多音乐同仁。
1785年1月7日，莫扎特成为石匠副手，并很快晋升为石匠大师。
1785年12月11日，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发布光明会禁令和公鸡会法令Freimaurerpatent,冯·伯恩作为光明会首脑，他的和睦会所被迫与其他会所合并。莫扎特成为新希望Zur Neugekrönten Hoffnung会所成员。
放眼四望，莫扎特的交际圈几乎清一色都是公鸡会成员，包括他的好友兼赞助人里希诺夫斯基亲王（Karl Alois, Prince Lichnowsky）、冯·斯维腾伯爵（Baron Gottfried van Swieten）、放贷的商人Michael Puchberg等等。
卓别林也是公鸡会会员
马克吐温《竞选州长》公鸡会首日封
研究西方音乐史，公鸡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中国的典籍与知识传入欧洲后，促使西方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得到解放，产生了启蒙运动。
公鸡会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得以成立的。
彼时，成立不久的公鸡会秘密赞助传教士们在华的行动，传教士们自然也投桃报李，将窃取的许多典籍送到了公鸡会手中。公鸡会如获至宝，尤其是在发现了华夏从上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宫廷雅乐——李光地整理恢复的《古乐经传》后，一场无比浩大地仿效华夏典礼祭祀仪式，改编各种华夏乐谱的活动在西方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公鸡会对华夏的中和邵乐和典礼制度非常感兴趣，觉得威严、庄重、雄浑、大气，同时又具有一种神秘、神圣的感觉，因此，决定效仿华夏典章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公鸡会的各项仪式与制度。
在欧洲掀起中国思想热、音乐热这一时期，公鸡会凭借着行业许可和强大的金援模式开始展露头角，登上历史舞台。
为了不断吸纳优质会员壮大组织，他们开始物色音乐人才为自己服务。不愿加入的人，哪怕再有音乐才能，也是无法顺利获取行业许可的。
他们设计了各种仪式，对音乐艺术运用十分看重。莫扎特、贝多芬之流，就是在此背景下，进入公鸡会视野，并将之打造成为常人难以企及的音乐大神的。
公鸡会深知“名人效应”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持续发展会员而言。
刚开始，流入欧洲的中国曲谱和乐谱多如牛毛，翻译抄袭+改编就可以了，完全不用从零开始创作。
因此，哪怕只是一个拥有听力障碍的人，只要忠心耿耿，也可以好好包装，才能有固然好，没有，也没那么重要。
一批作为公鸡会会员的著名音乐家，创作了许多暗含共济会象征意味或含义的音乐作品，在公鸡会仪式中实际使用。因此，这种音乐被西音乐界称为“公鸡会音乐”。
如上所示，18世纪的欧洲管风琴相对稀缺，常常没有管风琴师。这是因为最后一任耶稣会长钱德明是在1777年才把笙这种乐器带回法国，西方乐器制造家刚开始研究笙的发音原理，并尝试制造管风琴的簧片拉手。所以，一切依靠笙的簧片发音原理制作的管风琴、风琴、口琴和手风琴等等，才刚刚在西方诞生，自然很稀缺。
实际上，莫扎特的歌剧Freimaureroper就是公鸡会歌剧，而他最著名的公鸡会作品《魔笛》（Die Zauberflöte）中大祭司Sarastro的原型就是他的好友、同为公鸡会成员的伊格纳茨·冯·伯恩（Ignaz von Born）。
莫扎特的康塔塔《公鸡会员》(Die Mau2rerf reude,K.471)，是为欢迎新的成员格塞伦(Gesellen)加入公鸡会的第二级而创作，康塔塔(K.619)和《自由公鸡会小康塔塔》(Laut verkünde unsre Freude,K.623)被明确地认为是公鸡会音乐。
1779年，钱德明的著作《中国古今音乐考》在欧洲出版。此后，仅仅过了数年，从1785年开始，莫扎特就迎来了创作大爆炸。
莫扎特为公鸡会创作了许多部音乐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
- 艺术歌曲《兄弟旅程》Gesellenreise，作品编号K.468，1785年3月，用于学徒就职仪式。
- 男声大合唱《石匠的快乐》Die Maurerfreude，作品编号K.471，1785年4月24日首演。
- 公鸡会葬礼曲 Maurerische Trauermusik ，编号 K .477/479a，1785年11月。
- 公鸡会主题歌曲二首，编号 K.483 和 K.484，1786年1月14日，为庆祝公鸡会新希望会所成立。
- 钢琴伴奏男声合唱《致伟大造物者》, Die ihr des unermesslichen Weltalls Schöpfer ehrt，编号 K .619,1791年。
- 小合唱Kleine Freimaurer-Kantate《大声宣告我们的快乐》Laut verkünde unsre Freude，作品编号K.623, 1791年11月18日。
挥霍无度、生活毫无节制的莫扎特于1791年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享年35岁，据说后期因为与公鸡会产生矛盾，死于谋杀。
在其死后，更多更重的任务就落到了贝多芬等人的头上。
贝多芬顶着公鸡会给予的光环，集众人之力，终于被塑造成了一尊令人望其项背的音乐大神。
然而，关于贝多芬身上仍旧存在很多谜一样的问题，令人感到困惑。
贝多芬究竟是哪一个？
西人宣称是这位
但也有人声称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是下面这位
原来还有黑人的说法？
据说，贝多芬死时制作的死亡面具，看起来很有黑人的特点，主要是鼻子比较塌。部分人认为贝多芬的母亲有可能是来自非洲的摩尔人。之所以宣称贝多芬是白人，是因为欧洲殖民者改写了历史，“洗白”了他。
这部分观点在黑人中比较流行。
《贝多芬是黑人吗？推特就德国作曲家的种族展开了大辩论》，当然西方主流肯定不予认可。
贝多芬也是普鲁士公鸡会成员。其多位传记作者指出，贝多芬曾经为波恩公鸡会的音乐会 Loge des Freres Courageaux 0l’ Orient de Bonn 谱曲和演奏。
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Op.59No.1)的柔板《,菲黛里奥》(Fidelio)中的一些乐句，以及《第九交响乐》的终曲乐章等，都是为公鸡会经文谱的曲。注意，公鸡会的礼赞唱法，也效仿了华夏国家祭祀典礼的礼赞唱法。
何新的研究资料也显示，贝多芬、莫扎特都是公鸡会会员。
据说，贝多芬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中，几乎完全沉醉于音乐而不能自拔。
然而，早在写下所谓的《第五交响曲》之前，贝多芬已写下遗书，抱怨他的耳朵问题，详见1802年那封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Heiligenstadt Testament)。
其实，贝多芬的耳疾由来已久。
顺藤摸瓜可以发现，早在1794年，就在和恩师海顿闹翻，巴伐利亚选帝候马克西米利安停止赞助的那一年，24岁的贝多芬就突然耳疾发作，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可怕的噪音，特别是高音区，象雷击一样恐怖。发病起初，贝多芬不以为意，以为只是暂时失聪，但两年后，他痛苦地发现，耳朵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影响了他的作曲、他的演奏。
一个不具备正常听力的人，却写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优秀音乐作品，包括9部交响曲、1部歌剧、32首钢琴奏鸣曲、5首钢琴协奏曲、以及多首管弦乐序曲及小提琴、大提琴奏鸣曲等，因此被誉为“乐圣”、“交响乐之王”。
这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在专业人士看来，贝多芬的艺术生涯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三级跳”——青年勇士、中年英雄和暮年圣哲，在全世界音乐史、全世界文艺史中，都找不到任何一位像他那样跨越巨大精神成长幅度的艺术家。
是的，一个都找不到。
大英图书馆展出的贝多芬手稿
贝多芬于1827年3月26日去世，享年57岁，死因众说纷纭，有说长期酗酒同时患上了严重风湿疾病离世的，有说被不肖侄子卡尔活活气死的，有说因好食河鱼导致重金属中毒而亡的，有说化验头发发现是铅中毒死亡的，总之，莫衷一是，疑云重重。
有意思的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一首弥撒曲《Misericordias Domini》非常相似，有抄袭之嫌。
而莫扎特的著名歌剧《魔笛》的主旋律与克莱门蒂的钢琴奏鸣曲也是颇为神似。
巴赫“为四台钢琴”所做的协奏曲，与维瓦尔第“为四把小提琴”所做的协奏曲，除了改了个调，乐器不一样，从头到尾都一模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偶尔的撞衫吗？
想想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发明微积分的故事，最终的原因竟是双方同时看到了来自东方大国的资料和典籍。
如此巧合，那或许不叫撞衫，而是双方都抄了源自同一处的东西，故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之处。
19世纪，奥地利有位作曲家马勒，其作品中竟然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中国元素。从这个事例中，也许可以管中窥豹。
马勒代表作《大地之歌》第三乐章的开头有笛子与双簧管的音色，同时采用的是五声音阶，给整部作品蒙上了一层极具特色的东方水墨色彩。
《大地之歌》整首选材与歌词，全都来自中国唐诗，六个乐章的取材与歌词分别来源于六首唐诗的德文版。这六首诗分别是李白的《悲歌行》、钱起的《效古秋夜长》、李白的《客中行》、《采莲曲》、《春日醉起言志》以及王维的《送别》。
不过，由于翻译的原因，德文歌词和这些唐诗的含义或意境并非完全贴合。特别是第三乐章，歌词与原诗的意境大相径庭。
出现这种状况也很正常，因为这些唐诗，先由法国女作家戈谢译成法语，写成《玉书》，再由德国作家哈伊曼翻译成德文，最后才被马勒谱成乐曲。到了马勒这里，已经变成了三传手。
在整个18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文化、中国音乐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马勒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欧洲的中国曲谱和乐谱多如牛毛，散见于欧洲各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以及许多大学的图书馆，还有不少在私人藏家手中。
其中，许多都是孤本。
2014年，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老图书馆中就有一本印制于1770年前后的中国古代乐谱被重新发掘出来。这本中国古乐谱十分罕见，题为《弦笛琵琶谱》，即为中国笛和琵琶等管弦乐器而准备的乐谱。翻开封面后的第一页是包含简短序言的目录页，随后第二页简单介绍了三件中国乐器：箫、笛和三弦。接下来的八页是以中国古代常用的很多种记谱法之一“工尺谱”记写的13首乐曲。
该古乐谱上有英国数学家詹姆斯·英曼的签名。1805年，詹姆斯·英曼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向圣约翰学院的图书馆捐赠了一箱中国书，其中包括这本古乐谱。1803年12月，英曼只是在广州停留了几周，就弄走了一大堆中国书籍。
荷兰第一所大学莱顿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收集的乐谱，含古琴、月琴等。
此处特藏的乐谱中有：
- 德音堂琴谱，十卷，有残，康熙刊本
- 龙吟馆琴谱，两卷全，僧岳莲钞，古琴谱，重要孤本，梅庵琴谱祖谱
- 兰室琴书，抄本，古琴乐律书，孤本
- 梅花三弄，渔樵问答，刊本，古琴谱，即杨宗稷琴镜卷二
- 中和琴室琴谱，古琴谱，高罗佩自编抄
- 阳关三叠等曲，古琴谱，孤本，1944年查阜西抄赠
- 庄周梦蝶，古琴谱，五知斋琴谱部分，保存精善，汪孟舒赠高罗佩
- 尊明阁月琴谱，月琴谱，很少见
奥地利博物馆和挪威卑尔根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批中国古乐谱，数目不详。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东亚图书馆藏有《荣德堂藏琵琶谱》，内有乾隆乙卯（1795年）菊月茂轩氏积善堂小引，该琵琶谱收有六曲。
……
其实，钱德明搜集的有关中国音乐的各种文献和著作中，还有《盛京赋》、《中国古今音乐篇》补遗、汇编的《中国音曲集》等等。
皮卡尔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18世纪法国来华传教士钱德明寄回的中国音乐乐谱共五十四首，还有一些北堂的音乐资料。
钱德明在《中国古今音乐考》第三部分论述中国音乐的 “调”（即调式理论）时，还收录了三节《先祖颂》，即中国祭祀仪式中赞颂祖先荣耀的歌曲，并附上了五线谱的曲谱。
贝多芬的所谓《欢乐颂》大略与此相关。《欢乐颂》又称《快乐颂》（德语为Ode an die Freude），是德国诗人席勒于1785年所写的诗歌，贝多芬为之谱曲，这首诗却是公鸡会的诗歌。
出口转内销
最早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是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他在《音乐小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比独芬传》的文章，称比独芬为“乐圣”。
最开始，贝多芬的中文译名并不统一，李叔同称其为“比独芬”，鲁迅曾用“培得诃芬”，还有人谓之“裴德芬”、“悲多汶”，甚至“白堤火粉”。
1946年，傅雷翻译西方著名小说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出版，贝多芬这一译名才逐渐被固定下来。
19世纪末，贝多芬的音乐在上海租界的音乐会和沙龙中响起。
随着20世纪上半叶李叔同、傅雷等人的大力推广和介绍，这位耳聋的西方音乐大神逐渐为更多国人所熟知。
后世，国人往往只知关于贝多芬、莫扎特等人后半段成名的故事，却不知前半段东学西渐的历史。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弱，巴赫、贝多芬之流被西方和公鸡会刻意塑造成一尊尊大神，成为夺取音乐发明权、截断华夏文化的理想工具。
在经过层层包装的现行世界中，知道何瑭、朱载堉、钱德明的人愈来愈少，仿佛此前有关华夏的音乐历史被终结了，于是乎，有了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人成为现代音乐的起点，因为西方，有了音乐的一切。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
让真实的历史，接续往圣先贤；让那些欺世盗之辈，让那些虚假的伪神，都一一倒下吧！为文化正本清源，为华夏圣哲先贤正名，让祖辈们的丰功伟绩重新照耀世间，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成为未来者继续攀登文明高峰的起点和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