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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垂千古的徙戎论名词解释

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江统,字应元,陈留圉县人(今河南杞县)。西晋时期,关中、陇西屡次被氐、羌族侵扰,江统深虑四夷乱华,应该防微杜渐,便作《徙戎论》上奏晋惠帝,提出将氐、羌等族迁出关中的主张,但未被采用。随后不到十年即发生五胡乱华。

江统死后,乡人在圉镇为他立祠,与董宣、蔡邕合祀,称三贤祠。

曹操的一个功劳,是灭绝了乌桓。但是曹操不仅没有灭绝匈奴人,还给匈奴人发户口本,还领着这群匈奴人参加中国的军阀混战,还把匈奴人的居留地,都安置在了关内,这个事情埋下了一个可怕的祸根——五胡乱华。亲近圣贤绝学,远离野鸡国学

外国人在华居留的问题,重演了管仲时期的那一幕。这时候,如果能出现一个管仲那样的人物,可能就不会爆发后来的五胡乱华。而且,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有个人叫江统,他写了一篇名垂千古的策论文章《徙戎论》,对民族问题,给出了教科书一样的标准解决方案。

江统认为,之所以会爆发外国人的问题,外国人像瘟疫一样的损害我们的民族生存利益,关键在于我们中国生病了。这个病,就是国家无道,利益集团乱政篡权,破坏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而且利益集团之间也互相的兼并,他们为了利益兼并,就会勾结外国人。国家就生病了,外国人才会像病毒一样的趁虚而入,进而形成威胁民族存亡的文明瘟疫。

江统认为,外国人乱华,其实就是文明瘟疫。怎么解决这种文明瘟疫呢,江统认为,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这是扶正。同时还要把外国人都迁徙出去,这是祛邪。扶正祛邪都做好了,文明瘟疫也就痊愈了,民族问题,民族矛盾,也都解决了。

江统还认为,中国人和外国人,本来就不适合杂居在一起,就像正邪二气不能并存一样。最好的民族关系,就是内华夏而外夷狄,夷狄完全宾服于中国,还能服务于中国,帮中国守边。这就是完美的民族关系问题。

对于不同民族能不能融合,江统是这么回答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族融合,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切实际的。除非能消灭民族本身,否则,不同的民族天然的无法完全融合。世界上最完美的民族关系,就是中国人住中国,外国人住外国,这样华夷两兴,而一旦中国人和外国人混杂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华夷俱毙。

然而,晋武帝并没有采纳江统的方案,失去了在萌芽状态扑灭五胡乱华的时间窗口。紧接着,爆发了八王之乱。为了打败对手,司马颖拉着匈奴人来打自己的政治对手。王浚带着鲜卑人攻打成都王颖,攻打各路对手。大家都带着胡人军队互相混战,国家崩坏虚弱到了极点。司马颖这个蠢货,又上当受骗放走了人质刘渊,放虎归山之后,一切都失控了。于是,五胡乱华爆发了。

原文及释文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zhì]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

华夏周边各族,地处偏远,与华夏族风俗迥异,古书《春秋》当中主张严华夷之辨,不去干涉其内政,但也不许他们扰乱中原。周边各族尚武好斗,衰弱时臣服中原,强盛时就举族进犯,即使圣主贤君治理他们也颇费心力。

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猃狁[xiǎnyǔn],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qǐsǎng]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

周边各族强盛之时,商朝高宗为鬼方族劳神,周文王为昆夷、猃狁而忧心,汉高祖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汉文帝为防备匈奴在霸上驻军。当各族衰弱时,周公曾接受边地的朝贡,汉宣帝曾接受单于的朝见,在汉成帝、汉元帝时,汉朝已然衰落,周边各族却十分恭顺,其实是前代君主用兵得力的缘故。

所以当匈奴请求守卫边疆时,侯应认为不可;单于到未央宫跪拜时,望之仍认为他有不臣之心。因此有道之君治理周边各族时,都大力加强国防建设,虽然各族叩头进贡宝物珍奇,边城并不放松守备,当他们起来作乱时,军队也不加以远征,只是希望境内安宁,疆域不受侵扰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缯[zēng]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jù]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sōumán]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

当年周朝衰弱,诸侯互斗,周边各族乘机渗入中原。有的诸侯国招抚它们为已用。所以申侯引犬戎族入寇,颠覆了西周;秦襄公在西周之后统治关中时,羌戎各族也骤然崛起。春秋时后,义渠、大荔族居住在秦、晋两国境内;陆浑、阴戎驻扎在伊水、洛水之间;鄋瞒族的祸害及于济水以东,攻击齐、宋、邢、卫各国。周边各族从南北两面进攻中原,中原形势十分危急。

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rèn]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hún],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这时,有齐桓公崛起,包围和存续各弱小诸侯国,尤其是北伐山戎族,为燕国拓展疆土。所以孔子特别称赞管仲保卫华夏习俗的功绩。春秋战国交际时,中原各诸侯国强盛起来,楚国吞并了蛮氏,晋国灭掉了陆浑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辟了榆中地区,秦国从咸阳崛起,吞并了义渠各国。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兵威震邻,打击胡人,驱逐越人,五岭山脉和长城防线驻扎大量军队,虽然统治残暴,徭役繁重,民变四起,但经过他的治理,中原地区却不再有各种夷族了。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hào]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féngyì]、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

汉朝兴起,建都长安。关中各郡被称作三夫,就是《禹贡》当中的雍州,西周首都丰、镐的旧地。等到王莽政权失败,赤眉军攻入关中,长安城在战乱中荒废,百姓四处流亡。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任命马援担任陇西太守,讨伐叛乱的羌人,迁徙他们的参与人口到关中,居住在冯翊、河东空闲之地,与汉民族杂居。

五胡内迁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dèngzhì]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chì],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

五胡民族内迁几年后,繁衍生息,一方面自恃实力强大,又苦于汉人的侵袭。汉安帝永初年间,骑都尉王弘出使西域,征发羌、氏人民作为卫队。于是羌人惊慌奔走,互相煽动,两州的胡人一起造反,杀死当地将领和官员,攻破屠杀各地城池。邓骘前往征讨,大败而归,胡人更加势大,以至于向南攻入蜀汉,向东抢掠赵、魏之地,攻打轵关,侵犯河内。朝廷于是派遣北军中候朱宠率领五营士在孟津抵御羌人,十年战乱之中,交战双方都疲惫了,任尚、马贤仅仅打败了羌兵。

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chèn]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jìn]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忸忲[niǔtài],终于覆败;段颖[yǐng]临冲,自西徂乐。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

羌乱之所以为害深重、多年不能平定,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抵御无方,任命的将领能力不足,另一方面难道不是因为叛乱从中原腹地开始,因而难以迅速弭平吗?自此以后,胡人叛乱不能彻底平息,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大将马贤、段颖前往征讨,有时还遭遇失败。从此雍州的戎人常为国家之患,近代的叛乱者数他们势力最大。

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夏侯渊)讨叛氏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hànyù]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在汉末的战乱中,关中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曹魏兴起之初,与蜀国各据一方,居住在两国边界上的胡人,有的在蜀有的在魏。魏武皇帝曹操曾派将军夏侯渊讨伐叛乱者阿贵、千万等,后来因为放弃汉中,就迁徙武都胡人到秦川,想以此削弱敌寇加强国力,以便抵御蜀国。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惠及万世。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就源于魏国的这项痹症。

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xìlǔ],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shǔjì]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jīf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

把他们迁到京畿地区,士绅和百姓对此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弱小就欺辱他们,使他们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仇恨。如果他们人口大大增加,就会生出不臣之心。他们本性凶残贪婪,又心怀怨恨,一有机会便会叛乱。而他们住在我国境内,没有自然险阻的阻隔,可以袭击没有防备的人民,收集没有收割粮食,所以能够成为严重的祸害。这类事情是必然的,而且已经发生过。

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lǐn]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

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是以充国、子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谟[móumó]深计,庙胜远图,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当今朝廷应该做的事,便是乘着兵威正盛,叛乱还未平息,迁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的诸羌到先零、罕并、析支之地;迁徙扶风、始平、京兆的氐族,到陇右、阴平、武都等地。朝廷应该供应他们在迁徙途中的粮食,使他们可以自足,跟随自己的民族返回故土,最终得到安顿。

胡人和汉人从此不再杂居,各得其所,既符合历史经验,又创立了处理此类问题的范例。即使胡人以后想进犯中原,由于地处偏远、山河阻隔,即便作乱也为害不广。当年赵充国等人之所以能够以几万兵力制服羌人,兵不血刃地获得胜利,虽然是因为用兵得法,难道不也是因为汉族和胡人各自居住在不同地区,因而官军容易守卫边塞,才获得成功的吗?

难者曰: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疠之灾,札瘥[zhácuó]夭昏。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款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

质疑我的人会说:这次关中平叛,历时二载,用兵十万,又逢旱涝灾害,瘟疫流行,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叛乱首领刚刚被杀,其余叛乱者悔恨自己的罪恶,刚刚归附朝廷,十分恭顺和畏惧,当地百姓和外地人十分忧虑,都希望朝廷能够让他们休养生息。而你却马上要做这么一桩大事:迁徙疲惫而饥饿的,只怕把他们逼上绝路,之前的叛乱还没有平息,新的叛乱又要开始了。

答曰:羌戎狡猾,擅[shàn]相号署,攻城野战,伤害牧守,连兵聚众,载离寒暑矣。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崩,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离兽迸[bèng],不能相一。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

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散流,离逷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

对此,我会回答说:羌戎民族十分狡猾,他们相互联络,或攻城或野战,杀伤杀害地方官员,聚集兵力作乱已经很长时间了。而现在他们势力瓦解,民众或被俘虏或者离散。你认为这是他们实力尚存却改过自新呢,还是穷途末路被迫归降呢?

我的回答是,他们只是因为走投无路而已。但这时朝廷却能够掌控他们的命运,迫使他们迁徙。热爱自己事业的人不会改变行当,安于居所的人没有搬迁的愿望。现在乘着胡人畏惧朝廷兵威,我们正可以驱使他们。现在正逢胡人死的死,逃的逃,与关中的汉人无不结仇,正好可以把他们迁移到远方,使他们不再怀念关中土地。

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得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shēnlì]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

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其拓迹,谋及子孙者也。

圣贤谋划大事,都是未雨绸缪,或者是转祸为福,现在你碰到了难题却不改弦更张,却是为什么呢?况且关中人口百余万,大约一半是戎狄,我们无论是安顿他们还是迁徙他们,都需要供给粮食。如果有人没有粮食吃,朝廷本来就需要打开关中的粮仓补给他们,免得他们叛乱。

现在我们迁徙他们,供给他们粮食,使胡人各归其族,相互赡养,而秦地的汉人还能够得到剩下的一半粮食,两族人民各得其所,而关中也能从此安定。如果朝廷不愿意短期内的稍微辛苦一点,一劳永逸地问题,就不能说是有远见卓识、为子孙后代着想了。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něi]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故何熙、梁槿戎车屡征。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於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

并州的胡人,是匈奴人的后裔。汉宣帝年间,匈奴内乱,一分为二,呼韩邪单于势力衰弱,不能自保,于是迁徙到长城以北,臣服汉朝。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南匈奴单于又来归附,朝廷就让他们进入边关,居住在漠南,几代以后,也是动辄叛乱,所以何熙、梁槿多次前往征讨。汉灵帝中平年间,因为黄巾军起义,朝廷征发匈奴兵,匈奴人拒绝听从,还杀了羌渠单于。因此於弥扶罗单于求助于汉朝以平叛。匈奴人还乘着天下大乱入寇,掳掠赵、魏之地,一直打到黄河以南。汉献帝建安年间,又派匈奴右贤王把呼厨泉单于骗到京城软禁,而任凭其部落散居六郡地区。魏元帝咸熙年间,朝廷认为匈奴一部太强,就把他们分为三部。晋武帝泰始初年,又分为四部。于是有刘猛在国内作乱并连结国外敌人;最近又有郝散之变,在谷远发生。现在匈奴五部之众,户口达到数万,人口之盛,超过了西戎。但是他们天性骁勇,弓马娴熟,却远远超过氐、羌各族。一旦叛乱,并州地区就危险了。

荥阳[xíngyáng]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

荥阳的句骊族本来居住在辽东塞外,魏王曹芳正始年间中,幽州刺史毋丘俭讨伐他们的叛乱,迁徙他们残余的人口。刚迁徙的时侯,不过几百户人家,经过子孙的繁衍,现在已经有几千户。几代人之后,一定势力强大。现在一般百姓失去生机尚且逃亡叛乱,狗和马吃饱了还相互撕咬,何况是夷狄,岂能不作乱!只是考虑到句骊族的势力还很弱,我就不细说了。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jīlǚ]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国家的忧患不在贫困而在于贫富不均,不在人口稀少而在于人民不安定。以我晋朝土地之广大,人民之富足,难道能容得异族居住在国内,过得舒舒服服吗?这些人都可以向他们颁发命令,让他们回到故土,使他们不再想念故乡,也是华夏少了一个祸患。如果朝廷这样做,中原和四方都会从中得利,福泽还会惠及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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