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贤人治理国家，是通过使用权力，和控制权力，用礼赏来驱动大家做事，得天下人之体，而用天下之力。是谓，贤人之政，降人以体。而圣人治理国家，则是通过施德布德，通过得人心，而用天下之力。是谓圣人治国，降人以心。
天下安定，短期内容易，要长期保持就很难了。降天下人之身，可以让国家得到治理。降伏天下人的心，才能永保太平。是谓，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
贤人治理国家，是通过使用权力和控制权力，用礼赏来驱动大家做事，得天下人之体，而用天下之力。是谓，贤人之政，降人以体。而圣人治理国家，则是通过施德布德，通过得人心，而用天下之力。是谓圣人治国，降人以心。
天下安定，短期内容易，要长期保持就很难了。降天下人之身，可以让国家得到治理。降伏天下人的心，才能永保太平。是谓，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
降伏人的身体，让大家按照一套社会运行法则伦理法则，和交往规则，共同生活，参与共同生产，社会良好运转所依靠的这套伦理法则就是礼。如果这套机制，礼崩坏了，社会也就要乱了。
所以，要让国家更稳定，把天下治理得更美好，就需要从礼，进一步升级到乐。这里的乐，和孔子说的礼乐的乐不太一样，儒家讲的乐，是指乐教。本段经文中讲的乐，是指人们生活在太平盛世，生活美满幸福，自然而然地所表现出的自足自乐的身心状态。
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这句经文，指出了《三略》中的乐与儒家礼教乐教的区别。前者是快乐的乐，后者是音乐的乐。
让人乐，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指要让人乐其家，首先得让人都能找到对象，都能成家。谓人乐其族，得让人能够生儿育女，子孙兴旺。谓人乐其业，家里人丁兴旺了，得把大家组织起来，从事经济生产，得让大家能有就业劳动的机会，能够家庭兴旺。
谓人乐其都邑，地方经济生产比较兴旺，政府不能赋税太重，让百姓能够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实现普遍富足的生活。
谓人乐其政令，君主能够让人成家，能生儿育女，能子孙兴旺，能安居乐业，都能过上普遍富裕的生活，这样的话，百姓就会对君主的统治感到满意，也就是乐其政。可见，乐其政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得让百姓日子过好了，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乐其政。而不是强迫百姓先乐其政，再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能做到乐其政了，君主推行德教，人们才能知道荣辱，才能做到知礼义廉耻，谓人乐其道德。等到百姓都能乐于接受教化，民德与民风被正过来了，君主才能推行乐教，巩固民德民风。也就是，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本句经文中的乐，才是乐教的乐。如果没有德教推行的成功，靠乐教来直接推行德教，是没有效果的。大家饭都吃不上，还用乐教来教化人，显然是无效的。
这里要注意，音乐并不是我们现在人听着玩用来娱乐的，音乐在中国的文化上是用来进行教育的，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教育，是用五音之正直接贯通人的五脏，让人五气得正。只是听听歌，一个熊孩子就变好了，一个坏人就改邪归正变成正人君子了。一个正人君子，听了音乐则持续升华自己的德行，人人都能如此，整个天下都洋溢和弥漫着正气。
我们现在讲的风气这个词，实际上就是乐教术语。我们讲世风日下，也是指乐教崩坏。采风，也是乐教术语。我们讲伤风败俗，是指乐教被败坏了。屈原作离骚和楚辞，也是为当地百姓的乐教，写的歌词。诗经，乐府诗，唐诗宋词，其实也都是为乐教而作的歌词。由此可见，乐教对人们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只是后来懂得真正的音乐的人，越来越少了。时至今日，我们现在的音乐，五音皆不得其正，用古人的话来说，这样的音乐是禽兽之音，非但不能教化人，还会让好人变坏。乐教彻底崩坏了，这个事叫做乐坏，或者叫乐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