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不仅如此，而且好望角的最初名称也是中国人命名的。
好望角，地处非洲大陆的最西南端，位于如今的南非境内。
西方一直宣称，好望角是葡萄牙探险家迪亚士（Bartolomeu Dias ）于1488年发现的。回来之后，把非洲西南角命名Cabo das Tormentas，中译风暴角。
1988年，一些欧洲人和南非白人曾举办庆典，纪念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好望角500周年。
之所以得名“好望角”，西人是说，只要绕过这个海角，就能前往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故此，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就把迪亚士绘制的地图上标示的“风暴角”划去，改为了“好望角”（改为Cabo da Boa Esperança ，即Cape of Good Hope ）。从此以后，人们一直把这个海角称为“好望角”。
殊不知，好望角的真实情况与其名称恰恰相反。
其所处的位置是一条南极冷流与一条印度洋暖流的聚集地。两股洋流以每秒近一米的速度在此处汇聚，造成了巨大的风暴和波浪。这里不止浪大，而且水流会打转，素来被称为世界船只的坟墓。
且看看中国的地图上是如何标注的：大浪山。旁边还有一个罗经正峰。
是谁更贴切？
没有到过此处，是绝对不会深有体会、取出“大浪山”这样的名字的。
在非洲大陆最南端、好望角以东147公里的厄加勒斯角，有一个沉船博物馆。这里展示着从好望角及其附近海域打捞出来的各种物品与残骸，从破烂不堪的船舷，到锈迹斑斑的铁锚，从船上所载的水手生活用品，到供遇险之用的救生圈……不一而足，应有尽有。
这里被打捞上岸的瓷器，大多产自中国，一些物品上还带有明显的汉字。
《南非的船难与打捞》一书中，前言指出：“南非史料记载的第一次船难发生在1505年，一艘从印度满载香料的葡萄牙船在回程途中在莫索湾沉没。”
如坤图所言，此处四时有波浪，佛郎机商曾驾船过此海。
1570年的《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上，没有“针岬角”，只有“好望角”，错置于非洲正南端。
《坤舆万国全图》的“罗经正峰”才是正南端，“大浪山角”在非洲正南偏西的地方，与今天的地理吻合，而《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是不准确的。
假如《坤图》是抄袭《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怎么可能把错误的信息抄成正确的呢？
由于好望角风大浪大，16世纪有很多船只在此沉没。所以，1505年的这艘葡萄牙船并非第一艘沉没的商船。
根据《南非的船难与打捞》一书的介绍，此前的南非境内就发现了中国瓷器，中国船队极有可能在1420年前后通过好望角。
既然好望角四时有风浪，那为何中国船队经过时却没有沉没呢？
该书于第29页写道：
“中国古代的帆船制造业代表着世界的最高水平，欧洲直到19世纪才能够达到。”
作为郑和舰队的随从，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说：“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
《明史》记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郑和舰船坚固，更重要的是这个庞大的航母级特混舰队极有可能采用了当时领先世界的“蒸汽动力”。
相比之下，即使再过70多年，西方的帆船也只是一些小舢板。
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远航美洲时的船队仅有3条小帆船，旗舰的排水量不足100吨。
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远航时的船队只不过4艘船，船身长不到25米，载重量仅120吨左右，还堪称是彼时欧洲装备最精良的船只。
如此精良的装备，达·伽马返回葡萄牙里斯本时，海员死伤过半。
麦哲伦的船队返回西班牙时，船队水手所剩无几。
而郑和的船队，不但绝大多数水手安全回国，而且还带来了上千名外国国王以及使者。两者对比，可见当时在造船工艺、航海科技和驾驭海洋的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华夏。
孟席斯经过大量研究，特别是在对意大利威尼斯的实地考证后认为，欧洲人是在得到了郑和的航海图之后，才能远航至“好望角”的。
他考证出来这么一条线索：
1421年，当郑和船队抵达印度古里时，一名年轻的威尼斯人达·康提恰好在那里。此人曾在埃及学习过阿拉伯语，还娶了一名穆斯林妻子，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以穆斯林商人的身份游历列国。
达·康提结识了那里的中国船员，并搭乘中国船队从古里到达了东非沿海的索法拉，然而随船南下西行，绕过好望角，抵达了非洲西部海岸。
当达·康提下船时，带走了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航海知识和几幅航海图的副本。他回到欧洲后，将其中的一幅航海图呈给为葡萄牙王室工作的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再由毛罗将那张珍贵的航海图敬献给着迷于航海的葡萄牙亲王亨利。
毛罗曾出版过达·康提的见闻录，还在1459年按中国航海图的样本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
在这份地图上，毛罗准确地画出了好望角的三角形状，他把“好望角”称为“德迪亚卜角”，并画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还就此作了题记说明。
题记描述了中国水手在“好望角”休整补给的情景，还提到这些水手所发现的大鸟和鸟蛋（其实就是鸵鸟）。
如今，数百年过去了，今天好望角的鸵鸟仍旧会伸长脖颈，欢迎游人。
由于达·康提的缘故，最早由华夏绘制的航海图，经由欧洲人复制或加工后，便开始在威尼斯和欧洲其他地方流传开来。
1428年，亨利亲王的哥哥、葡萄牙王储敦·佩德罗将一幅世界地图从威尼斯带回了葡萄牙。佩德罗是一个旅行家，他在游历威尼斯时，购买了一张来源于中国的世界地图，该图绘出了全世界的各个部分。
图中，麦哲伦海峡的称谓是‘龙尾巴’，而好望角则有了另一个别称：‘博阿·埃斯佩兰克角’。
注意，要到92年后的1520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才发现麦哲伦海峡，并首次通过它进入太平洋。
根据明人茅元仪关于船队从索法拉外海以6.25节的速度向南航行，孟席斯计算出它们刚好赶上阿古拉斯洋流(Aghulas current)，于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绕过好望角，然后搭上本贵拉洋流(Benguela current)，到达西非的突出部。
为佐证自己的观点，孟席斯曾亲自驾船沿着他推断的当年郑和船队的航线进行环球游历，还根据郑和船队在离开索法拉后以每小时6.25海里的航行速度，判断出中国船队绕过好望角的时间应该是1421年8月。
威尼斯共和国的天主教修士、地图学家弗拉·毛罗(Fra Mauro)于1459年绘制了一幅《弗拉·毛罗地图》（亦称《毛罗世界地图》），图中清晰着绘有处于亚欧大陆另一端的大都和卢沟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