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与科学】
根据吴国盛《“科学”辞源及其演变》（《科学》2015年06期）一文的考证，法文、英文、德文的哲学一词均为“Philosophy（ie）”。
但在19世纪以前，这个词的含义是“知识”，而不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哲学”。
从19世纪开始，“Philosophy”逐渐分化为“Philosophy”与“positivist philosophy”，分别代表“哲学”和“实证哲学”。从此以后，Philosophy才特指“哲学”。
19世纪中叶，“positivist philosophy”再次分化，衍生出自然科学（Natural philosophy【Wissenschaft 科学】）和历史科学（Historical Philosophy【Wissenschaft 科学】）。
正因为如此，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中才会说：
“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4页）
即，哲学中除了剩下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其他的一切都划归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了。
19世纪晚期，来源于汉语“三思”的音译词“Science”出现并取代了“Natural philosophy”一词，成为“自然科学”。
20世纪初，新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正式在文献中取代“历史科学”（Historical Philosophy）。
故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18世纪以前，欧洲根本没有所谓的科学：
“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把它投入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片面的，还陷于矛盾之中。
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
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
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18页）
经过多年中国艺术史和比较文化的研究，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教授、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家包华石(MartinPowers)，跳出了中西文明对立的怪圈，也破除了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误读，他认为：
“某些标榜为“先进”的观念，并非西方文化的特有或专属。细细追溯西方思潮火种的由来，就会发现，启蒙的种子里亦有中国的分量。”
“我要做的就是从客观的历史出发，让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
包华石曾经凭借两本著作《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和《纹样与人物:古典中国的装饰、社会与自我》在1993年和2008年两度获得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久负盛名的奖项“列文森奖”。另有著作《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等。
包华石曾坦言：中国的知识资源启发了许多西方的现代观念。（详见：《南方都市报》2022年7月24日）
17世纪，自从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不断搬砖后，欧洲便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东学西渐”。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接收到的，都是从华夏运回去的浓缩了知识、科技、文化的大部头。
在语言并不精通的情况下，要把这些大部头全部深入理解并融会贯通，绝不是朝夕之功。
其实，即使到了19世纪，西方对翻译自华夏的各类文献仍旧无法完全吃透，他们对诸如极限、无理数、无限、负数、四则运算等等概念与含义并不能彻底领会。
一方面是语言隔阂的问题，一方面是文化土壤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西方的语言体系建立、统一、成熟尚需时日。
中学西渐后，西传的知识，被欧洲人当作指导思想和武器，用于破除西方宗教迷信，驱动社会思维逐渐走向理性化、复杂化、条理化，但是，对于更深层次的知识，包括对系统性的学理层面的理解，西方穷尽数百年也只能做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种情况有点类似阅读文言文，也许每一个汉字都认识，但却对表达的文意丝毫也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