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音文字变化太快，缺乏累积功能】
很多人跟着西方鼓吹，说语音文字多么多么优秀、多么多么动听，真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以讹传讹。
作为表音文字，西文这种二维文字从诞生之日起便存在一个致命问题，——其基本词汇和涵义发生变迁的速度非常快。
这么说，也许未必能真正理解。但若是把18世纪的英文，随便拿几篇给现在的美国人或英国人看，就会明白了。
仅仅过了两三百年，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以前的英文。
有人不服，表示反对，并声称17世纪的都能看得懂，还贴出了1611年詹姆斯一世钦点版的《耶经》。可惜，他拿错的所谓证据却恰恰漏了陷儿，——英国第一本英语词典《约翰逊词典》是1755年才出版的，单词4.5万个，与康熙词典中的词汇一一对应不说，数量还相等，在此之前，连词典都没有，书面语言也未形成，请问这詹姆斯一世钦点的《耶经》是拿什么编出来的？
这位网友可能根本无法理解，仅凭一个岛国是没有能力创建一整套宗教文明体系的。
他还晒出了1632年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军人誓言的英译（局部）。道理同上，没有书面语言，说什么都是扯淡。
这位网友还晒出了年代更为久远的资料，1471年。
据说，这是莎士比亚的手稿，看得懂吗？
即便是到了今天，现代英文还必须借助音标，才能准确理解传达的词意。
只有使用音标，表音文字才不用作出改变，才能保持其字母组合不变、保持其文字不变；
如果不用音标，表音文字就跟着发音变化而作出改变，其字母组合就得跟着改变。如此一来，后人就读不懂前人的文字了。
根据文行先生的研究，西方创造音标是发生在19世纪末期。
因此，从表音文字可释读的角度来看，以英文为例，大约在三百年左右；倘若以19世纪末音标革命来起算的话，则更短了。
西方为了给自己找个源头，所以故意编造出了古希腊、古埃及的历史。
1987年，批判古希腊伪史的《黑色雅典娜》出版后，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反响，获得西方古典学界的肯定，1989年美国古典学界还专门在其年会上进行专题会议讨论《黑色雅典娜》，1990年还获得美国图书奖。
2009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伦敦大学古典学博士，主攻希腊史的黄洋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深刻剖析了古典希腊伪史的本质。
文章名称为《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请见《中国社会科学》(京)2009年2期，英文标题为：Idealizing Classical Greece: Hellenism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黄洋教授明确指出：古典希腊是一个想象的希腊，一个理想的希腊，一个用于阐述现代性的虚构，一个替代希伯来宗教文化的传统，一个和启蒙精神相合的世俗的、理性的传统——现代性的奠基神话。
【西方文化艺术的东方源头】
哈盖尔和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1718—1793年）先后考证出：
西方音乐和最早乐器，据说是始于毕达哥拉斯的西方音乐和乐器，也包括《荷马史诗》中音乐和乐器，都是源自中国。
（详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176.）
这个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ean – Joseph – Marie Amiot，约瑟夫·J·阿米欧）可不简单，他是在华耶稣会最后一任会长，乾隆的首席翻译，是将《孙子兵法》引入欧洲第一人。
钱德明，字若瑟，别名钱遵道，1718年出生于法国土伦（ Toulon )，1737年进入里昂的耶稣会，1750年来华。抵澳门时，乾隆已风闻钱神父的学识，谕令进京。次年8月22日进入北京，并供职朝廷。
钱德明在北京住了43年。期间除了传教以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文化上面。
他学会了满文、汉文，把中国的历史、语言、儒学、音乐、医药等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法国去，引起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价值的译介工作是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M·贝尔东的委托，翻译的6部中国古代兵书。
钱德明靠着自己在满汉语文上的深厚功底，根据一部《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并对照汉文兵书开始了翻译工作。
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孙子兵法》。
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甚至说，他在《孙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建议将这一“杰作”作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
廖世功（1877-1955），号叙畴，上海嘉定人，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留学于法国政治科学院，获学士学位，回国后考授法政科举人，历任学部主事、北洋洋务局帮办、欧洲留学生监督、驻法国巴黎总领事、兼驻比利时公使、中国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同时负责德意志在华侨民遣返工作。
廖世公著有一书，名为《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
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到，法国名将拿破仑曾读过《孙子兵法》。
廖世公曾担任过驻法公使，在法国政界、军界有许多朋友，他的说法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
从拿破仑个人的身世看，他于1779年进入位于香槟的布列纳军校攻读炮兵专业，1784年进入巴黎皇家军事学校深造，次年毕业。在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恰好《孙子兵法》法文译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众瞩目。
在拿破仑入巴黎军校深造的前两年，尼昂出版公司经法国国王许可，将《孙子兵法》作为一套有关中国的丛书的第七卷再次出版。
您看，连大清驻法大使廖世公都知道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人家那个时代就在欧洲留学、在欧洲工作，亲自经历了这一过程，不比后来的人更清楚么？
实际上，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指南》里，有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教授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所写的词条，也承认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皆源自中国，只是公知们往往佯装看不见。
埃里克·海特（Eric Hayot）在《中国式现代主义》一文中指出：
“现代主义”这个词对于西方来说是舶来品，……英国-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上深深地欠债于东亚，这是物质和思想从东向西的流动。
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亚洲塑造欧洲》，以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促使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西方”的形成，这个过程主要开始于17世纪后期……”
在《东方的启蒙运动》中，克拉克（J.J.Clarke）继续该项研究，即现代早期的西方哲学的东方源泉，这是部分基于雷蒙·史华伯（Raymond Schwab）的《东方的文艺复兴》的。
克拉克教授的书开宗明义，伏尔泰所言“西方的一切归功于东方”。该书还说，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著作的冲击是构建性的。莱布尼茨广泛地阅读和书写中国哲学，宣称它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的模范。
刘教授在《不同的伊甸园的种子》（Yu Liu:Seeds of a Different Eden,2008）中揭示：
“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思想和英国及欧洲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
刘教授认为，“中国风”席卷18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西方中心论）淹没于“东方主义”之内，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和艺术上是亚洲思想的副产品。
她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新的艺术和美学开始于移植中国的园艺及其思想，它逐渐发散开来，变成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约瑟夫·艾迪生、亚历山大·蒲柏和哲学家康德的作品上。
中国的审美是有机形式，包含不规则、更自由的、合乎自然的多方互动；它对沙夫茨伯里政治思想，对蒲柏、汤普森和格兰杰等人的田园诗的形成，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后在意象派诗歌和现代派评论那儿回响。
有机美学形式的中国源泉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西方文艺谱系。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把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至中国。
请见：Mark Wollaeger，Matt Eatough: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677—679
纽约大学教授巴里·桑迪韦尔说：
“《奥德赛》的倒叙和第一人称叙事，这在西方文学上首次亮相，它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反思（literary reflexivity）之“中国盒子效应”……。
我们听到奥德赛讲述自己的命运……，与特洛伊人的战斗；我们听到《伊里亚特》诗篇的情节……，都被包含在时尚的“中国盒子”里，它镶嵌了特洛伊的情况……。”
详情请见：Barry Sandywell:The Beginnings of European Theorizing–reflexivity in the Archaic Age,Volume 2,Psychology Press,1996,p.96—97.
西方人所谓的“中国盒子”（Chinese box），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分层次的套匣，每一个结构都镶嵌在更大的框架之中。这种创作手法对于西方来说闻所未闻，是来自中国风的一种新颖、精巧和复杂的包装方法的展示。
在中国文学中，司空见惯的中国盒子表现手法不仅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包装款式，而且早在17世纪就被发现用于文学上的比喻描述。
在欧洲文学中，中国盒子的结构也用来指称叙事框架，尤其是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复杂、跌宕的故事，通过回旋、幽婉的方式表现人物、事件，从不同视觉角度表现出奇异的多层次景象，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比如柏拉图的《会饮篇》、玛丽·雪莱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的《纸牌的秘密》、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其他明显使用“中国盒子”技巧的英国作家或作品还有很多，如德莱顿、蒲柏、麦克弗森、布莱克、济慈、司各特……，以及华兹华斯之《序曲》、现代版莎士比亚之《暴风雨》、《凤凰与斑鸠》和勃朗特《呼啸山庄》等等。
圣母大学教授大卫·康诺（David K.Connor）说：“雪莱在1818翻译的柏拉图《会饮篇》，他重写了书中的诗人。”
（Donald R.Morrison: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xi.）
再者，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也重写了整个《会饮篇》。
（Jon Stewart,Jon Bartley Stewart:Kierkegaard and His Contemporaries，Walter de Gruyter，2003,p.317.）
再给大家举一个乾隆的例子。
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第一次东巡，至盛京（沈阳）谒陵祭祖，在他抵达盛京故宫大政殿时诗兴大发，书就《御制盛京赋》。
乾隆文笔的真实水平想必大伙儿都知道。十全老人一生作诗据说高达41863首，脍炙人口的几乎寥寥。
其大多为即兴口授，或者随笔所写，由大臣抄录，然而至今也没有几首能够广为流传，毕竟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没有太大的价值。
只有一首《飞雪》曾上过小学语文课本：
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1770年,《御制盛京赋译著》在巴黎出版，震动了世界文坛，被誉为“世界的诗篇”。
已经70多岁的伏尔泰热情地赞扬乾隆皇帝：“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